第一段行程
1938年的元旦过后，遵照陈云同志的指示，我们在抗日军政大学被选的四个人：严振刚、方华、吴茂林和我，从抗日军政大学住地搬到摩托学校驻地集中，住了四、五天，开了党支部第一次大会和党小组会，讨论了八路军后方政治部领导同志对我们西行途中有关的指示。
1938年1月8日8时许，我们一行9名红军战士，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和期望，随党中央指派陪送我们的那位同志，一块乘坐租来的商用卡车，从延安起程，满怀信心地踏上了进入新战场的西行征途。从此时日起，我也就告别了抗日军政大学的学习和生活，走进了红色空军的行列。
从延安到西安的三天行程中，并不紧张。乘坐汽车，司机对我们也很友好，他开车的技术也很不错。我们在途中有说有笑，很是轻松，一路上很顺利，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问题，安全的完成了西行征途中的第一段行程。
在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停留了几天后，林伯渠接见了我们，他询问我们的一些情况后，对我们在西安停留期间要注意的事，作了指示。他说：“你们不要单独外出，西安的社会情况很复杂，国民党特务还在我们办事处周围设有暗哨，你们要出去上街时，要先告诉我们一下，我们好做妥善的安排。”
林老说：“你们在西安停留，是为了做好继续西行的准备的。第一，要把你们的着装换一下（给我们每人换发一套带八路军符号的灰色斜纹布的新军服）；第二，要雇请一辆可靠的、能保证安全的商用汽车；第三，要向国民党当局办好你们从西安到兰州的‘通行证’，这件事比较难办，需要一点时间。”
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停留几天，我们这批没有出过“门”的红军战士，都过得很好，心情也很愉快。西安比延安大好多倍，“洋”房也多，有不少名胜古迹，是个游玩胜地。但社会不平静，国民党特务横行霸道，对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要去延安的爱国青年，从不放过监视、找麻烦。我们想去“外边”活动、走走，看看世面、了解些社情、游览风景，由于不便利，只好作罢。办事处的同志带我们全体到一个叫“宜兴池”的澡堂洗过一次澡，就只这一次，顺便在近处观看了一段街道和市景。
第二段行程
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费心地为我们继续西行准备就绪后，我们一行继续随着那位陪送我们的同志乘坐租来的商用卡车，从陕西省的省会西安市出发，向甘肃省的省会兰州市西行。
从西安到兰州的途中，算属顺风，我们大家和汽车都没有生什么“病”。国民党军、特务等地方势力虽在住宿地有查问，因我们带有通行证，又是穿一身军服的八路军年轻军官，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抗击日本侵略的形势下。他们也没有敢明着向我们找麻烦、做手脚。
我们的汽车进到兰州汽车站时，却被国民党宪兵拦住了，把我们扣押在车站，不许我们离开，也不许车上的人下车，扬言要检查什么。我们这批从未在国民党军面前受过这种“窝”气的红军战士，心中怒火直冲，但又不能发作。严振刚同志对大家说：“大家，不要冲动，不要着急，沉着一点，事情会很快解决的。”我们只好坐在车上生闷气。陪送我们的那位同志在未进站之前，就离开了坐车，独自去了。他离开时，只对严振刚同志耳语了几句，严振刚同志即坐到驾驶室的座位上。至于他们俩讲了什么话，谁也不知道。严振刚同志在汽车被扣时，可能他心中有数，他沉住气站在车头前面，等待着情况的发展。我们坐在车上的人，则议论纷纷:不许他们检查，他们要是强行检查，我们坚决顶住，不下车，由严振刚同志一个人同他们（宪兵）交涉。约在车站磨了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来了人接我们，同时，新疆边防督办公署驻兰州办事处的一位少校副官也来到车站接我们。经他们同国民党宪兵的交涉后，才同意不检查，给我们放行。
我们所乘坐的汽车在那位新疆少校先生的带领下，进住了市内的一家客店，二、三人同住一间客房。我们住下后，严振刚和我去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见到了谢老（谢觉哉）和办事处处长彭加伦同志，处长与我原来就熟识的，原是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科长。他们接见了我们，严振刚同志向他们汇报了我们在西安和来兰州路上的情况。他们听了我们的汇报后说：“可能一两天走不了，要在这里停留几天，你们安心在这里休息几天，等有了可行走的消息时，我们办事处会通知你们的。”接着谢老还向我们交待了一些情况，说：“在这里外出要注意安全，要保密，你们来办事处也不要多来，有事我们会设法通知你们。外出、上街时要几个人一块去，不要单独行动，以免出事等情况的发生。”
过了一两天后，办事处的同志通知我们19个人分散成二、三个人一起到办事处去。我们到达后，办事处的同志说：“为了便利你们外出行动和保密，把你们的着装换一下。”管理员同志就把已准备好的便衣拿出来，发给我们每人一套。我们把军装换下，穿上了中式的长袍学生服，这样一换装束，我们这批年轻的红军战士，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洋学生”，大家相互看了都有点好笑。
办事处的同志还告诉我们说：“你们对外称是新疆督办盛世才的‘亲属、亲戚、亲友’就可以了。”我们到达兰州的第二天，当地有的报纸就是这样称呼我们的，还发表了我们这帮盛世才“亲属、亲友”到达兰州的消息。
在客店里住着这批心急要走的人，等了一天又一天，一直等了十几天，都没有行动的住处。我们几次找那位新疆少校副官和我们办事处的同志，打听在什么时候才能走？他们都说等待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物资的汽车回程时，乘他们的车才能走。知道了这情况后，我们也只有耐心住下来，等待苏联的回程车队了。
兰州停留期间，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为我们安排了一些活动：党的生活，形势学习，听办事处负责同志讲关于当前抗战形势、前线战事和当地社情的报告，等等。
第三段行程
我们在兰州等了二十余天，还在兰州过了春节。
春节过后，办事处的同志和那位少校副官就告知我们好消息：苏联车队回到兰州了，不要几天就可以走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苏联车队的人员也在兰州过了一个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春节。他们休息了几天，车辆进行了检查维修后，我们十九位同志在那位新疆的少校先生陪同下，登上了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物资的回程汽车，向我们要去的目的地新疆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进发。
那位少校副官在沿途中为我们安排住处和生活，并同苏联车队的负责人打交道等，给我们很多方便，他在兰州出发前，就为我们准备好了途中的食品等。临上车前的那天晚上，他向我们介绍途中情况说:“从兰州到迪化，当地人们都称人和骆驼行走要走‘三个十八站’（称穷十八站，不穷不富十八站，富十八站），途中要经过无人烟缺水的戈壁滩，没有食用水，没有房屋，要住帐篷，对长途的人来说很不方便，很艰苦。
我们这些从艰难困苦中过来的红军战士，不怕艰苦，我们是过来人，什么苦都吃过。苦?不在话下。倒是什么叫“戈壁滩”，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个新名词，感到有些新鲜，能看看、尝尝戈壁这个未尝过的新鲜风味，确实是很有意思的。我们这批人中只有方华同志吃过戈壁滩的苦头，他没有感到任何新鲜，只有痛楚的回忆。
我们乘的这支苏联运送中国抗战物资的车队，共有八十多辆大卡车，还有警卫车，车上乘有十多人的武装警卫分队，他们负责沿途和住宿的警卫工作。每辆车有两名司机，配有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每人一支手枪。车队由一位上校统一指挥。他们约有200人左右。
从甘肃省会兰州市出发到新疆省会迪化市，共行车十天的时间，在这十天里，我们这批曾步行千万里，习惯走路的红军战士，乘坐苏联汽车，尽情地尝到了戈壁、西北寒风的滋味。车道是土路面，凸凸凹凹，汽车行进就蹦蹦跳跳的，经过一处深凹的地方，车跳得老高，把车厢里躺着或坐着的人蹦得老高，摔得全身都痛，似要“散架”一样。
各宿营地均设有接待往返苏联援助我国抗战物资车队的兵站，沿途吃住都比较方便。有的站住房紧张，我们就住帐篷，这是我们这批红军战士未曾住过而别有风味的“住房”。
车队从兰州出发，是沿着我们红军西路军指战员英雄们流血牺牲、艰难奋斗、战斗过的地方行进的。
我们中的方华同志原先就是红军西路军的一名团政治委员，他亲身参加了这段艰难困苦的战斗历程。
行车途中，他向我们同车人讲了我红军西路军同国民党马家军艰难困苦的战斗经历。国民党军对我红军西路军的围追堵截，我们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流血牺牲的情景。
马达隆隆，尘土飞扬，随着车队在红军西路军战友洒下过鲜血的西北原野上快速前进的时候，激起我们对红军西路军指战员靠两条腿同四条腿的敌人英勇奋战的沉痛回忆。在这一块无边无际的原野上，红军西路军指战员们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使我们活着的人们无限的怀念、无限的敬仰。
看到苏联车队人员配备的那些精良武器，方华同志若有所思的说:“如果那时我们西路军有这样好的武器装备，充足的弹药，就不会吃马家军那样大的苦头了。”我们大家的心情都和方华同志一样，心情沉痛，怀念我们红军西路军失败的往事，都在思想深处想着一个问题，有朝一日，一定要报这个仇!我们这些同志没有其他的杂念，只有以坚强的信心完成党赋予我们的学习任务，准备将来战胜敌人，报仇雪恨!
西行的第三天，车队正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行驶时，整个车队突然停止了前进，停车后，每辆车的一名司机背上冲锋枪跑向前面的那位上校的领队车。这时在车上的我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想询问车内留守的司机，苦于不通语言，只好等待后观。待各车去受领任务的司机回到各自的车上后，陪送我们的那位新疆少校先生也从前面来，他对我们说:“他们在此地停车，是为了安全，预防土匪的袭击，他们向各车司机和警卫分队交待一下，要他们注意提高警惕，以免出事，如果出了什么事，他们会负责保护，你们不要随便下车。
车队到哈密后，停留了一天，苏联车队人员不和我们住在一起，他们住在驻防在这里的苏联部队“红八团”的驻地里，我们住在一处招待所里。这一天，我们这些内地人，除清洗衣物个人卫生外，还自由结合到街上走了一走，浏览了我们来到塞外停留的第一座城市的风光，尝了哈密瓜干的美味。这是有安全系数的地方，心情格外舒畅。由于民族语言和风俗的差异，未能顺便对当地的社情进行一些了解。
到了自己的家
我们19个人，1938年1月8日从延安出发，经过一个多月的旅程，穿过甘北广阔浩瀚的大戈壁，于1938年2月20日晚，安全到达了我们学习的目的地新疆省会迪化市。住进红军西路军入新部队——“新兵营”驻地，这是我们自己的家。我们到来时，“新兵营”的同志像亲人般接待了我们，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同志和新兵营的领导同志，三番五次的来到我们的住处嘘寒问暖。我们到达的当晚，新兵营领导同志就为我们派来了公勤人员，为我服务。
第二天上午，党代表邓发同志要我们党支部向他汇报在延安时陈云同志有什么指示和我们来新路上的情况，严振刚同志便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他听了后很高兴，并指示道：你们先休息几天，你们把便装长袍换下，穿“新兵营”的军装，去澡堂洗个澡，今后对外，你们是“新兵营”的军人等等。
当日，邓发同志还向我们19位同志讲了话，介绍了新疆当时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民族风俗等情况和新疆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讲了主政新疆的盛世才，既想依靠苏联和我们党的帮助，来保住他夺得的宝座，但他的本性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军阀。邓发同志要我们学会在这统一战线的特殊环境中工作、学习和生活，要经得起各种各样的诱惑和考验，保持我们共产党人的纯洁性，等等。
根据邓发同志的指示，我们对外一律称是“新兵营”的军人。他给我们每个人都取了一个化名，我原姓赖，就给我取了一个赖世禄的名字。我们在“新兵营”住了几天，除了过党的组织生活外，还清理各自的“卫生”，换上了“新兵营”军装，还与“新兵营”同志打了几次篮球友谊赛。我们又进行了体检，这次体检全是苏联医生，比在延安的那次检查要严格许多，并作了X光透视，坐了检查平衡机能的转椅等，检查很细。这次体检的结果，我们从延安来的19个人中，有18人身体条件合格。只有赖玉林同志因检查发现他有肺病，留下了，未能进入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学习。体检后，邓发同志找我们临时党支部的严振刚、彭仁发和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他又一次询问了我们的情况:你们这几天休息得怎么样?生活过得惯吗?冷不冷?新疆这地方比延安气温要低得多，你们要注意身体，不要冻着生病，等等。他接着说，这个星期天，“新兵营”原来先进航空队的同志要回来和你们见面，开个见面会，成立一个党支部，宣布学飞行、学机械的分工问题。他说分工学习的事时说，陈云同志打过招呼，学习飞行和机械的同志，一、二、四方面军都要有，并说：你们延安来的同志，不能都学飞行，这也是陈云同志的意见。他还指着严振刚、彭仁发说:你们二人都学机械，你严振刚还要担任机械班的班长。他又补充一句说：飞行班的班长己确定吕黎平担任，你们要搞好团结。
1938年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新兵营”先期进航空队的25位同志，他们是:吕黎平、方子翼、袁彬、安志敏、刘忠惠、杨一德、胡子昆、汪德祥、王东汉、陈熙、龚廷寿、余天照、黄明煌、张毅、朱火华、周立范、周绍光、刘子宁、丁园、陈旭、黄思深、金生、云清、余志强、曹麟辉，回到“新兵营”同我们新到的同学相见了。在邓发同志的主持下，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这第一次相见的会，气氛特别的感人。
尤其是从延安到来的方华和早期入新的方子翼相会的那一幕感人至深，非言语能尽。他们两人原来都在红军西路三十军工作，方华在88师267团任政委，方子翼在军政治部任青年科长。在红军西路军最艰难的时候，在一次生死的战斗中，方华所在的团，为了掩护全军突出敌人的重围和敌人展开了血战，绝大多数指战员都壮烈牺牲了，方华战斗到最后，跳了山崖，没有摔死。他历尽重重艰险，幸运的回到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进了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被选调到新疆学习航空，方子翼随红军西路军左支队的余部来到了新疆。两人都以为对方已经死了，没想到在“新兵营”惊喜的相见了。方子翼拉着方华的手左右端详，突然迸发出一句亲切惊人的叫唤:“你没有死?还活着!”两人都可谓是大难不死，劫后重逢，悲喜交集的深厚感情，这一场面、这一动人的情景，是很难用笔墨来形容的。只有过来人，才能知道这其中的深情厚谊味道了。
就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党的第一支航空队诞生了。邓发同志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宣布了学飞行和学机械的两部分同志，组成一个对外不公开（半地下）的党支部委员会。指定吕黎平同志为党支部书记，同时指定了严振刚、方子翼、朱火华、陈熙、金生和我为党支部委员，并规定了我们这个党支部不与我们党在新疆的其它人员发生关系，由党中央代表直接领导。鉴于盛世才成立的“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简称反帝会）是我们党在新疆工作的统一战线组织，航空队的同志可以集体参加“反帝会”。要学会以“反帝会”的公开身份来活动。
从此，我们这个党支部委员会就成为我党在新疆这个特定环境下，这支新生航空队的领导核心和秘密的战斗堡垒，它标志着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红色航空队，在盛世才的营垒里诞生了。
（节选自《红色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