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中央时刻关心着我们
1939年8月间，周恩来副主席在邓颖超同志的陪同下，去苏联治疗摔伤的胳膊，途经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时，在“新兵营”野营训练地的一个帐篷里接见了我们航空队的飞行班班长吕黎平、机械班班长严振刚两位同志。周副主席说：“我离开延安时，毛主席要我在途中经过新疆时，顺便看望一下航空队的同志们，我不便到航空队去，就在这里见见你们两位代表，请你们向航空队全体同志转告毛主席的关心和问候。吕、严两位同志向周副主席汇报了我们的学习情况。周副主席听到我们的学习成绩都很好，考试成绩都在4分以上，并且已能驾驶、维护两种型号的飞机时，非常高兴地赞扬说：“陈云同志有远见，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他是第一个倡导建立航空的，你们学好了，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时，就有骨干、有种子了。”周副主席当听到学习航空技术的人员是从一、二、四各个方面军选调来的，学飞行、学机械的都有，又赞扬说：“这很好，每个方面军都各有自己的特点，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我们将来建设空军，要继承和发扬各个方面军的优良传统。”
1940年2月间，周恩来副主席伤愈后，在邓颖超同志的陪同下回延安时，途经迪化，又再次接见了吕黎平同志和机械班的第二任班长朱火华同志。周副主席说：“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现在还没有飞机，先培养干部，将来一旦有了飞机，你们40多位同志就能形成战斗力了，你们多数是红军时期的营、团级干部，在航空队学习紧张，生活艰苦，处处都要受约束，年龄大了，也不能结婚成家，你们这种有理想、有志气的品德是难能可贵的，应该继续保持，要珍惜目前难得的学习机会，争取学到更多的航空技术。”
周恩来副主席来往新疆两次指示，都给了我们身居塞外的红军战士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
先后任我们党驻新疆代表的邓发同志和陈潭秋同志，对我们在思想上、政治上，以至生活上更是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们在工作繁杂、紧张中还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的党内生活会议，关心我们的思想政治进步。经常给我们讲国内、国外的形势。时常关心着我们的学习情况。当发现我们这批年轻人身体消瘦、伙食太差时，陈潭秋同志在他们的经济状况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还想方设法每月从办事处的生活费用中抽出一点钱来给我们改善伙食。
在党中央的关怀和中央代表的直接领导、照顾下，我们中绝大多数同志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纯洁性和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不论是西路军的，还是延安来的；也不论是学飞行的，还是学机械的，都亲密团结，互相关心，互助照顾，情同手足。学机械的同志们毕业后，按航空队的规定可以结婚成家，从学生考取的有几个同学毕业后就结婚了，我们的同志则考虑到学飞行的同志还没有毕业，还不能结婚，就主动提出：“等飞行班的同志们毕业后，再一起考虑这个结婚成家的问题。”为了保持我们这个集体的一致，他们情愿牺牲个人利益，这是一个极为深情的同志情和体贴，给了我们学飞行同志们极大的鼓舞。
二、在逆境中坚持学习
正当我们飞行的同志在苏联教官的支持下准备在原机种P-5机上进行高难度课目训练时，新疆的政治形势在盛世才的操纵下，开始向黑暗面逆转。
随着我党在新疆影响的不断扩大，盛世才对我党的疑心不断增大。为维护统一战线，团结抗击日本侵略者，党中央于1939年9月调邓发同志回延安工作，改由苏联回国的陈潭秋同志接任我党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盛世才又把他请到新疆帮助建设工作的我党干部东调西移，把在迪化工作的干部调离迪化，派往外地或送回延安。对我们这批学习航空技术的人态度也逐渐冷淡。到了1940年夏，他干脆把航空队用于为我们训练的飞机全部调去镇压所谓的“刁民叛乱”。迫使我们的飞行训练停飞达8个月之久。
在这8个月里，我们虽然加强了航空理论学习和地面演练，还增加了《陆军战术》、《政治经济学》及《维吾尔文》等课程的学习，但是，作为一个刚刚能展翅搏击蓝天的新飞行员来说，就象是被斩断了翅膀无法飞行的小鸟。这就使我们这批在炎热盛夏煎熬的人们，心情都烦燥极了。每逢假日时，我们见到陈潭秋同志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有没有复飞的消息？我们都坐不住了！”
陈潭秋同志总是以体贴的心情回答我们说： “还没有商量通过，再等一等。”同时，要求我们利用不能飞行训练的时间，加强理论学习，耐心一点，不要急燥。我们也知道，“寄人篱下”，刀把子握在别人手里。别无其它办法，只好耐心等待，多学点理论来补上这一失去的宝贵时间。
夏天过去了。
秋天也过去了。
进入冬天，仍然毫无恢复飞行训练的音讯，我们从报纸上看到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日本侵略者后方，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报道，而国民党军队的防区则频频陷失的消息时，我们身在塞外。后方的知情人，再也按捺不住了。大家议论纷纷，由党支部向党代表陈潭秋同志反映我们现时处境的情况，请党中央准许我们回延安到前方去参加打击日本鬼子的战斗。
陈潭秋同志理解我们的处境，并同意了我们提出的意见，把我们的学习困难情况向党中央报告。他向党中央发了电报，请党中央指示，但许久未见回音。
我们又以航空队党支部的名义，向党中央写了一封“请战书”，其中提出：
1．如有可能，让我们全体回延安，力争苏联把飞机直接援助给我们党，组建八路军航空队，从空中打击日本侵略者。
2．如暂时无条件组建我军航空队，请求批准我们回延安，参加地面部队，到抗日前线去参加战斗。
3．如党中央认为现在不宜回延安，最好与苏联联系，让我们去苏联空军继续学习，或请苏联再给新疆当局提供几架新式飞机和一部分航空器材，使我们能够恢复飞行训练。
三、严守纪律，安心学习
我们党支部向党中央报告我们当时学习、处境的情况和意见的信发出以后，约有一个月的时间，党中央给我们发来了一份8个字的电报指示：“严守纪律，安心学习。”
陈潭秋同志向我们传达了党中央8个字的电报指示后，又对我们讲了一些鼓励的话：“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你们的关心和要求，你们一定要坚决执行，安下心来好好学习。”
我们党支部大会、党小组会展开了认真的讨论，回顾了我们学习中遇到困难时不安心的错误，大家一致表示：坚决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安下心来坐在课堂里学习，一定要学好，争取好成绩。我们还按照陈潭秋同志的指示：充分利用时间，积累多方面的知识。我们又开展了自学和互助小组活动。经过这一段时间刻苦、活泼的学习，终于是功夫不负苦心人。我们这批农民孩子出身的放牛娃，不仅在航空理论上提高了一个层次，在语文、数学、航空力学等各门学科中也确实地前进了一大步。有的同志还兼学了一点俄文，学会了一些简单的会话、航空技术和日常生活方面的会话。维吾尔文虽成为正课学习课目，考试也全及格，但因我们实际生活中接触少，没有谁能说上几句合格的维吾尔语。
四、终于等到了新机型的改装
1941年春，苏联又援助盛世才一批军事装备，其中包括6架伊-15战斗机和两架伊-16战斗机。新机种的到来，我们同航空队的老飞行员一同进行该两型机的发动机和飞机的结构、性能的学习。经过初考公布，我们的成绩都好于他们，为争取更多人参加改装训练，陈潭秋同志费了一番心思，多次同盛世才当局交涉，又经苏联顾问积极建议，经航空队苏联教官提名，边防航空队最后审定：一、二中队的老飞行员挑选10名（其中有我所在组的任兆祥教官）参加第一批改装新机种训练。我们三中队也选了10名参加第二批改装新机种训练。
伊-16战斗机是当时苏联研制的第一代比较先进的单翼、能收放起落架的战斗机，最大时速可达520公里，航程800公里，升限可达5500米，装有四挺7.62毫米机枪，还能挂6枚炸弹。抗战初期，苏联派来援助中国抗战的航空队，就是驾驶这型机与日本侵略军的零式战斗机作战。在保卫武汉和兰州的空战中，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我们参加改装训练的人，全部课目都由苏联教官带飞施教，他们的飞行技术很好，飞行时间都在一千多小时，有的在远东诺蒙坎事件中参加过对日本侵略者的空战，所以他们的教学很认真、很细心，要求我们也很严格，有时在教学方法上有些生硬、粗暴，这对我们来说，还是有教益的。我们10个人都只带飞了20多个起落，其中还包括了一般特技课目的训练，就放了单飞。而有几位老飞行员带飞了30多个起落，有的甚至超过40次以上才放单飞。有一位在放单飞时，还发生了事故，打地转，把起落架损坏了。航空队当局在苏联教官的建议下，让他停止了新机种的改装飞行。放单飞后，我们的进度很快，连续组织了大强度、大场次的训练。
在改装训练正在顺利向前的时侯，不幸的事发生了。1942年6月8日，我们战友中的一位好同志汪德祥在飞高级特技时，不幸坠地牺牲。
汪德祥同志，原是红四方面军总部一名长期做通讯工作的干部，我们授无线电通讯课程时，他是我们的“小教员”。各路红军长征胜利，西北会师后，他随部队编入了红军西路军。他立场坚定，历尽艰险，九死一生，突围到了新疆，党组织选派他学习航空技术，非常刻苦用功，是一位很优秀的经历战火考验的共产党员，我们都为失去这样一位好同志而深深地感到万分的悲痛。
航空队当局没有因为这次机毁人亡的严重飞行事故，提出什么善后的要求和规定，我们在苏联教官的主持下，继续在迪化市外的临时机场进行飞行训练，苏联教官给我们严肃地讲了这次飞行事故的原因，指出了应在哪些方面接受经验教训。他为我们制定了一个专飞螺旋课目的训练计划，用了两周时间，亲自带我们飞行训练了螺旋。他一丝不苟，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任何一个小动作不合标准都得重来。我们每人都连续飞了20多个起落，专门练习飞机在各种状态下进入螺旋的处置方法。我们这8名被挑选出来改装新机种的红军战士，毫不畏难地经过这样严格的训练，终于自如掌握了伊-15、伊-16战斗机的全套技术性能，使我们的飞行技术有了一个飞跃，达到了能在该型机上执行各种战斗任务的要求标准。
我们的改装训练计划，经过4个多月，已顺利完成了。边防航空队在1941年秋，正式宣布我们学业完成。我们第三期的飞行员班，于1941年秋冬进行了航空各科理论和飞行技术的毕业总考试。考试的总评都在4分以上，5分的人占三分之一多。这在航空队前两期飞行学员的毕业总评时是没有过的。我们于1942年2月正式毕业。
毕业后，按规定，我们就要成为航空队的中尉飞行军官了，一切待遇都按军官办理，可算优厚的了。但是，我们这批吃苦过来的红军战士，爱的不是钱，不是官，也不是结婚成家过欢乐的生活，这不是我们红军战士的本色。我们爱的是我们党的航空事业，要多参加飞行训练，提高飞行技术和航空理论知识。当了官，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学员“座位”上，才能求得按计划多参加飞行和理论知识的学习时间。于是，我们全体同志决定不要官，要想方设法的争取多学习技术，多争取时间飞行。我们党支部就向党代表陈潭秋同志提出我们的意见和建议，通过苏联总顾问向盛世才协商决定，要求推迟正式授军衔的时间，继续按学员计划学习，得到了当局的同意。除有一人授了军衔外，我们这批红军战士的新飞行员全数仍按学员待遇继续训练。
我们这一史无前例的要求公开后，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风波。人们在议论着，一些军官们和“关心”我们的人们说：“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这些人有官不当，有钱不要，姑娘找上门来都不要，简直就是个木头人嘛！”我们怎样向他们说呢，他们又怎能理懈我们这些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抱负啊！
（节选自《红色印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