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浓于水，热忱接待抗日将士
“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东北抗日义勇军将士们英勇杀敌，浴血苦战，历尽千辛万苦，在白山黑水间与装备精良惨无人性的日寇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战斗。
在敌寇强大兵力围攻夹击，东北抗日义勇军弹尽粮绝情况下，不得已退入苏联境内。
1933年初，经中国政府与苏联协商，进入苏境的东北抗日义勇军除伤病员暂留苏联各医院治疗外，其余各部由苏联政府安排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在阿亚古斯下火车到达塔城边境。
塔城是中苏边境最便捷的陆路通商口岸城市。得到东北抗日义勇军转道塔城回国的消息后，塔城区和各县立即组织起“东北抗日义勇军接待办事处”。
塔城行政长鲁效祖和新疆驻苏联斋桑领事广禄为接收抗日义勇军中方代表，各县县长为接待办事处主任。
深明大义的塔城各族民众，当看到地方财政困难时，自愿为东北抗日义勇军捐献皮袄、皮帽、皮靴、毡靴、棉衣、内衣等穿用物品和食品，不到半个月时间，捐献物品就装满了三座仓库，并为抗日义勇军准备好吃住所需。
1933年2月下旬，苏联驻塔城领事照会塔城当局，称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批500余人，日内就到塔城，希望准备接受。
广禄率领塔城各界代表赴巴克图边卡，过境至苏方边卡等候。此时，塔城冰天雪地，寒风刺骨。
广禄在《回忆录》中写道：“上午10时左右，远远地望见茫茫雪海中，发现一连串的黑点在向前移动，越来越近，越近越显，我们所渴望的抗日英雄们终于到来了……英勇的抗日军虽然不分昼夜徒步走了两天多的路程，还是高举着抗日的旗帜，打起精神，以挺进的姿态，迈入苏俄边卡。”
双方见面后，大家都拥抱大哭。这些拼杀疆场泪不轻弹的抗日将士，深深感到塔城各族人民血浓于水的亲情。
中苏交接手续完毕后，义勇军将士乘坐塔城民众准备好的四轮马车和雪橇进到巴克图边卡。
他们踏上祖国土地那一刻，都不约而同地跳下车来，肃立地唱起歌来，其气魄的雄浑，声调的悲壮，可惊天地泣鬼神。
在这遥远隔世的边卡见到如此壮举，感动得目瞪口呆，不知怎样好了；同时也意识到这种丰富的爱国热情，也许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特性，也是几千年来屹立在世界之林不倒的最大因素之一。
东北抗日义勇军将士在塔城受到各族民众空前的热烈欢迎，热情接待。各族人民送来了充裕的羊肉、大米、面粉、烤馕给饥寒交迫的抗日将士。同胞真情使抗日将士很快消除征尘疲惫，恢复抗敌斗志。
“欢迎抗日英雄归来！”“向抗日英雄致敬！”的标语布满塔城大街小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我东北领土!”的口号响彻边城。抗日救国成了民众谈论的热门话题。历来视兵如匪的塔城民众，对东北抗日义勇军表达出真挚的爱戴之情。
总人口不满3万的塔城县（含裕民设治局），历时半年，全力接待由苏联假道进入新疆的苏炳文之“黑龙江铁血救国军”、李杜之“吉林抗日自卫军”、王德林之“吉林抗日救国军”将士共计8批，其中包括家属在内的3万多人。
东北抗日义勇军在塔城休整后，当地民众又筹措各种交通工具将义勇军将士送往省城。沿途，各县民众烧热炕、搭毡房、备伙食、送茶水，一路迎送。个别不能随军的老弱军士，政府和民众妥善安置，成家谋业。
东北抗日义勇军将士在荒僻的塔城，深深地感到又回到了祖国温暖的怀抱。塔城各族民众为保存抗日火种做出了义薄云天的无私贡献。
唤起民众，抗日怒潮涌边陲
民心系国脉。民心不死，国脉即存。
为了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激发各族民众的抗日救国意志，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塔城分会，领导和组织哈萨克、维吾尔、汉、回、蒙古、俄罗斯、塔塔尔、柯尔克孜、乌孜别克、达斡尔、锡伯、满等民族文化促进会和工商联合会、妇女协会，利用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国，唤起民众抗日觉悟，树立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1938年12月9日，额敏县儿童救国团召开会议，县长郑体方和各校教师参加，讨论决定各校排练新剧、歌舞，以儿童救国团名义公开演出，宣传抗日，为抗战前线募捐钱款、寒衣。沙湾县市民举行大会，群情激昂，纷纷表示愿把全县4000人的力量贡献抗日前方。
1939年2月，在省城迪化（今乌鲁木齐）上学的塔城籍学生，在放寒假返乡时，组成回乡宣传队，沿途进行抗日演讲，到塔城又召集大会宣传抗日。同年2月12日，塔城民众俱乐部放映《抗日实录克服台儿庄》《壮志凌云》等影片，观众座无虚席，神情振奋。同年夏季，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率领新疆学院暑期工作团师生100多人到乌苏、独山子等地宣传抗日，民心大振。
1940年2月18日，塔城反帝分会组织十个宣传队，上街头下乡村进行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活动。1940年至1941年，在各民族文化促进会的支持下，塔城学生在寒暑假排练抗日戏剧公演，深受民众欢迎。1941年，茅盾、张仲实领导的新疆省文化协会举办的“抗日漫画展”来塔城巡回展出，观者如潮，经久不散。
1943年1月，汉族文化促进会在塔城民众俱乐部举办话剧比赛，塔城区一校师生剧团演出《活捉日本鬼》，观众情绪激烈，至深夜11时尽欢而散。同月，塔城反帝分会、妇女协会组织了23个宣传分队，分赴城乡开展抗日救国、文化劳军宣传。
1943年7月7日，沙湾县召开500余人参加的“七七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并发专电向前线抗日将士致敬。
塔城区教育局举办歌舞演唱会，参加演出的有区一校、区女子一校、区女子二校、区女子三校、区女子七校、塔城中学女生部、维吾尔文化促进会、塔塔尔文化促进会、乌孜别克文化促进会、俄罗斯文化促进会等十个团体，演出歌舞26场，演出的主要节目有：歌咏《八百壮士》《义勇军进行曲》和维吾尔、乌孜别克、俄罗斯民间歌舞。
1944年，维吾尔文化促进会在塔城排练演出革命烈士黎·穆塔里甫的四幕诗剧《战斗的姑娘》，表现抗日游击战争的威力，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员，热情的诗句抒发了对祖国的热爱，对日寇、汉奸的憎恨，是民族语言话剧的最杰出之作。
一批在塔城区、县任职的东北籍军人和知识分子，痛心故乡沦陷，乡亲惨遭杀戮，抱着“开发西北，收复东北”的信念，在机关、学校、社团聚会时，痛斥日寇侵华暴行，积极倡导抗日救亡。如曾任塔城区行政长的姚雄（东北籍，原为空军教官），赵剑锋（黑龙江人，原为东北军上校），区教育局长何语竹（东北开源留日同学会，盛世才邀请来疆的“十大博士”之一），乌苏县长梁国本（辽宁怀县人），沙湾县长杨波清（早年曾加入过共产党的东北籍人）。
赵剑锋在“九·一八”事变后任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上校旅参谋长兼铁路检查长期间，曾亲自将铁路上查获的日本炮兵大佐山本和日本间谍秦某就地正法。后因对日作战失利，假道苏联西伯利亚到新疆，满腔抗日热血，倾洒边城。
杨波清携夫人（时任沙湾一小校长）亲自组织学生军训，教唱抗战歌曲。塔城区中小学在教育局的部署下，经常办抗日救亡歌咏比赛。
《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游击队歌》《毕业歌》《庆祝抗日军》《五月的鲜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为祖国而战》等抗日战歌，响彻塔城区的城镇和乡村。
抗日救亡的歌声到处荡漾，排山倒海，普及民众，渗入灵魂。天远地荒的塔城区，在祖国危难的岁月里，是一方抗日救国的热土。
倾家纾难，支援抗日前线
卢沟桥事变的炮火激起了塔城民众无比的义愤。处在后方的塔城区各族民众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抗战，一切服从抗战”、“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的号召，慷慨解囊，踊跃捐献，支援前线抗战。
抗日募捐，不仅募集到大批支前物资，而且深刻地教育了民众，提高了各族人民爱国主义觉悟，体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自1937年9月至1938年9月，塔城民众向新疆抗日救国会后援总会捐资数额巨大。1938年11月，又积极参加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和各族文化促进会组成的抗日献金运动委员会发起的全疆性三天献金运动，仅塔城妇女界就为抗日捐献省银票现金300余万两。
同月30日，额敏县民众募捐寒衣及献金运动民众踊跃，其中利顷成、马文德、阿不都阿孜等商户捐款都在省银票一二万两以上。塔城监狱36名监犯自动请求减少伙食，节余伙食费作为抗日募寒衣捐款。
1939年1月，塔城反帝分会发起给抗日前线将士寄送慰问信运动，民众和中小学生立即行动，以笔代刀，鸿雁传情，将祖国西陲人民对抗战必胜的赤诚信念带到烽火硝烟的战壕和游击健儿的山村。同年，额敏县蒙古族同胞募捐寒衣，捐款：大元宝6个，重280余两；银票121.5万两，以上全数送交塔城区抗日后援分会。额敏蒙古族十苏木第五期募捐，其中黄金1两、金戒指1枚、大元宝27个、省银票915万两。
1939年，在塔城开创西医门诊部数年的俄罗斯族医生格林根，在已经以药资费数十万两捐助救国之后，又决定将节省购得的25头牛捐出，以表达他对前线作战将士的敬意。
1942年塔城区抗日募捐更为广泛。行政长公署、公安局、县政府、土产公司、林业局、工商会、农牧局、报社、民众俱乐部、中学、小学、各族文化促进会和工人、市民、农牧民都参加了抗日募捐。塔城保健池将三日营业利润全部捐献。
据不完全统计，当年12月底塔城开展“文化劳军运动”，为抗日捐款大洋11263.1元（其他各县因距离远，一时尚未列入合计）。1943年塔城抗日募捐掀起新高潮。1月12日行政长公署召开“文化劳军献金大会”，对抗日捐献5000元的商人依干尔地宣读了省政府嘉奖令。开始募捐后，一小时内即募得新省币及牛、羊、驼、马等价值4万元物资。塔城反帝分会和妇女协会组织男女宣传队23个，分赴城乡广泛开展文化劳军宣传，其中八队募得捐款达10万元。同年6月，沙湾县组织宣传队在城乡开展“鞋袜劳军运动”宣传，仅两天时间就收集鞋袜200双，完成分配数之70％。
地处巴尔鲁克大山深处的裕民县设治局，在“鞋袜劳军运动”民众动员会上，艾力克阿吉站起来说：“本人今年年逾花甲，无可报国。唯愿趁此机会，将分配给裕民全县的鞋、袜各二百双由本人独立承捐，送往前方慰劳抗日将士，仰尽我报国热忱！”随之，即叫儿子驰马回家取款，双手捧献于募捐台前。
裕民设治局、土产公司办事处、警察局、哈萨克文化促进会、俄罗斯文化促进会、民众俱乐部等机关单位也纷纷踊跃捐款。在玛依勒山和加依尔山交汇的庙尔沟，哈萨克族地方绅士巴特汉临终遗嘱其妻玛合立法，把自己最心爱的骏马捐给前方抗日将士用，以完成自己抗日救国的遗愿。
1943年9月7日，塔城区“一县一机运动”劝募委员会成立，分配捐款购买抗战飞机数为：塔城县2架，额敏县2架，乌苏、沙湾各1架，和丰、裕民设治局共1架。分配数下达后，各族民众慷慨捐款，在一个月内全部完成分配购机款额，另有独山子油矿工人献金5万余元。沙湾县长率领剧团下乡宣传募捐。沙湾商人徐宝贵、张国发为献机运动各捐大洋1000元。沙湾县小学生为捐献“儿童号”、“学生号”飞机捐献大洋1000元上交县政府。乌苏县献金台设于财神庙前，文化剧团演艺助兴，3日内为献机运动捐款6万元，全县捐款12万元，超过分配款额两倍。和丰县乔加甫亲王等捐献大马50匹，固子扎尔台献大马5匹。
据1944年2月统计，塔城各县捐献抗战飞机款均超过预定数。全区当时有14.39万人，共捐献飞机14架，超过原分配数7架。3月4日的《新疆日报》刊载《塔城一周》专题，详实报道了塔城各族民众抗日救国踊跃捐献真挚感人的种种事迹。同年7月，额敏县牧民献马320匹，支援抗日战争。
值得一提的是，裕民县哈萨克族富牧巴什拜在抗战初期看到有人害怕政府征用马匹，巴什拜严厉批评说：“你们没有脑子，日本人打过来脑袋都要没了，还要马？”他从自己的马群中挑出好马200匹应征。抗战中期，他又捐献带马鞍的战马500匹。巴什拜对法西斯侵略深恶痛绝，在苏联反法西斯卫国战争中，他自动捐献战马400匹送给苏联政府。巴什拜的身上显示了塔城民众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融为一体的崇高精神。
架桥修路，输送抗日物资
卢沟桥事变后，我国进入全民抗战阶段，军事战备物资几经消耗，严重困难。中国当局曾向英、美、法、苏等国求援，多数国家怕引火烧身，未给实际援助，只有苏联同中国签订了有偿援助中国抗日物资的协议。1937年10月为接运苏联援华物资（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步枪、轻重机枪、掷弹筒、反坦克炮、汽油、轮胎等），新疆成立了中央运输委员会新疆分会。
运送苏联援华物资线路有两条：一条是从苏联阿拉木图—伊宁—乌苏—绥来（玛纳斯）—迪化—哈密—兰州—宝鸡；另一条是从苏联阿亚古斯—巴克图—塔城—额敏—托里—乌苏到迪化（以后合并于前一条路线）。塔城到乌苏线路全程453公里，多年以牛、马、骆驼、驴为主要交通工具，汽车运输极少，路况极差，而且沿途山多沟险，水多无桥，人烟稀少，维护困难。迪化通苏联之公路原出塔城，后苏联土西铁路建成后，阿拉木图始为枢纽，中苏从塔城进出口的货物、人员有所减少。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里，这条传统的古道又焕发了生机，承担了相当份额的苏联援华抗日物资的运输。
为了保障这条国际交通线畅通，塔城驻军和各族民众齐心协力，用铁锨、十字镐、抬把子等近乎原始的筑路工具，年复一年维护长达近400公里的国际通道。塔城区行政长姚雄亲自带人在托里修建物资中转大仓库，指挥援华物资的调度。在桥梁极少的情况下，遇到暴雨洪水阻碍，各县随即抽调人和马匹，把运输汽车连拉带拖拽过漫漫河沟。护路民工抢修公路，开山架桥，都是自带工具，每天补助一斤口粮，没有一分工钱的义务劳动。
1943年2月，塔城有声望的人士恰古勒、巴特汉、斯汉3人接受行政长公署命令，发动民众分段修理垫平二道桥、石门子公路，15天全部竣工。从1943年开始，塔城区用有限的人力物力，整修铺垫公路150公里，修建中小桥梁长度达300米。
抗日救国的崇高信念，使塔城区各族民众无论风雪载途的严冬，还是烈日酷暑的炎夏，从苇沼丛生的巴克图，风暴雪狂的老风口，幽曲险峻的雅马图，荒无人烟的大戈壁，一步一步维护着这条国际通道，为浴血抗战的前线将士源源不断地输送去急需物资，送去后方人民支援抗日救国的一片赤心。
抗战八年，塔城各族民众节衣缩食，前仆后继，在这条运输线上奋斗了八年。在塔城盆地、准噶尔界山、戈壁荒原，护路民工不舍昼夜，埋头苦干，用人拉、肩扛和畜力维护线路畅通，硬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把抗战物资运上前线，运输线路沿途的民众竭尽全力为苏联运输队备好铺盖、茶水、列巴（苏式面包）、马肠、火腿、西餐等，保证援华司机休息好、吃好。
一位当年参与其事的老工程师曾感慨地说：“这些踏踏实实、不求闻达的小人物、‘义民’，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
中华民族神圣的自卫战——抗日战争，经过全民族艰苦卓绝地奋斗，终于取得了胜利。塔城地区各族民众精诚团结，共御外侮的光荣传统，在抗日救亡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
（作者单位：塔城地委史志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