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至1936年间，党中央在到达陕北前后，在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制定实施了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方针，并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演变为不同的战略计划。“这一方针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打通国际路线战略方针虽然均以失败而告终，但却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党和红军战略方针的基点，对这一时期党和红军的行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有着重要历史地位和作用；这一战略方针也是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余部进驻新疆的历史动因，对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影响较大，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领导新疆人民斗争的历史新篇章。
一、打通国际路线战略方针的制定
（一）共产国际和苏联军事援助中国红军思想的影响
共产国际和苏联军事援助中国红军思想，对于中共打通国际路线战略方针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早在红军长征前，共产国际军事援助中国红军的思想就已产生。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后密切关注中国革命运动的情况，支持和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出：“伟大的中国革命越来越成为反对整个国际帝国主义体系及其主要世界中心的极其重要因素。”共产国际执委会一致责成所有支部“积极支援中国革命，积极进行反对干涉中国的斗争”。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等提出了“西北学说”：“中国革命只有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组建革命军队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这一计划曾得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赞同。“西北学说”后来虽然未曾实现，但打通同苏联的国际交通线的思想在中共党内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土地革命战争开始以后，共产国际及苏联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对中国革命进行援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军在短短的4个多月时间里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三省，这也威胁到苏联的安全。11月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反对日本侵占满洲》的呼吁书中认为，日本侵占满洲，“这是对中国劳动群众、对中国革命的战争，这也是对我们的战争”。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苏联一方面在远东进行军事部署，准备抵御可能遭受的进攻，另一方面也准备提供军事援助，希望遭受侵略的中国能够强大起来，抗击日军，减轻苏联压力。
1933年2月，红四方面军建立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使斯大林援助中国红军的设想有可能实现。共产国际执委会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指出：“我们对四方面军主动转入四川的评价是肯定的。我们认为，在四川、陕南和有可能的话向新疆方向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电报表明了态度，希望中国红军向川陕甘甚至新疆发展，其意义就在于可以通过中苏边界，获得援助，壮大红军力量。这封电报是目前可见的最早提出中国红军向西北地区发展的电报。
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之后，谢子长、刘志丹等在陕西、甘肃开始发动武装起义，展开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2年12月，组建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六军的活动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关注，共产国际领导人曾多次告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希望中共中央大力发展陕甘根据地的军事和政治工作，打通川陕根据地和新疆的联系。苏联与盛世才结盟后，共产国际曾经指示中国共产党重视对新疆的工作。1934年9月1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和康生，致信中共中央，认为：“据我们知道，陕北的游击运动很发展，……同时在陕南的游击运动也有很大的发展，如果在这两方面都加强了领导，最近的将来是可能使这两方面的游击运动联系起来，这样就可以造成一种新局势，就是一方面川陕苏区有了广大的根据地及巩固的后方，另一方面可以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我们提议，中央与四川、陕西的党共同努力完成这个与中国革命有伟大意义的工作。”
1934年夏，共产国际驻上海远东局军事代表弗雷德（又名施特恩）返回莫斯科，9月16日，他向共产国际提交了12条《关于四川—新疆问题的建议》。他建议：开始调查通过新疆、外蒙援助的可能性，直接援助陕北的红二十六军，并通过他们接通四川红军。弗雷德还说：我们将来必须要为红军提供武器，包括飞机大炮等等。弗雷德的建议，受到了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重视，并得到不同程度的落实。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通过苏联红军情报局调查中国西北地区的情况，形成了《关于中国西北边疆情况的报告》《关于内蒙古一般情况的报告》等材料。报告认为：接通中国西北乃至与苏联的陆上联系，有两条路径。一是从苏联经过新疆哈密进入甘肃西部地区，一是从苏联经过外蒙进至绥远定远营接通宁夏和山西。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也准备了援助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物资，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准备了“1.5万至2万支步枪、8门加农炮、10门迫击炮和相当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两条援助路径的提出和援助军火的准备表明，此时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不仅认识到了援助中国红军是必要的，而且也认为是可能的，已经开始向具体实施的层面发展。这必然对中国共产党战略方针的制定产生影响，成为后来制定的一系列战略方针中的重要因素。从此，打通国际路线，解决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依托问题，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战略方针。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开始战略转移。此后，各路红军也踏上了征途，逐渐向西北地区进军。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了《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决议，其中号召世界无产阶级尽量支持中国红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会议期间，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与中共代表团联系，要中共代表团选派一位重要干部秘密潜回中国西北地区，寻找正在北上的红军，转达共产国际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转告中共中央努力向西北发展，以便靠近苏联和外蒙。中共代表团决定派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林育英回国。行前，斯大林特别委托共产国际领导人转告中共代表团，要他们告诉林育英，务必向中共中央转达斯大林在红军战略发展方向的明确意见：红军主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会后，林育英化装成小贩，经蒙古回国，于11月底到达陕甘根据地。后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派遣，阎红彦、刘长胜等人也先后到达陕甘根据地，恢复了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电信联系。
（二）中共中央打通苏联的战略方针
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方针中“青宁新”因素的考虑。1935年1月，长征途中，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红军长征开始之后，党中央同共产国际中断了联系，使中国革命得不到应有的帮助和支援，对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各路主力红军失去了革命根据地的依托，处于长途转战的征程中时，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对于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是十分必要的。
党中央进入川北后，了解到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在制定以建立川陕甘西北苏区的总方针时，就考虑到了靠近苏联的有利因素，有着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取得援助的考虑。懋功会师之后，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指出：“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县两河口举行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谈到，当时中央“决定是到岷江东岸，在这地区派支队到新疆”。6月28日，根据会议精神作出《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提出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的战略方针。
1935年8月4日至6日，在沙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集中主力的北进、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明确指出：“西北地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毛泽东发言指出：西北地区“因靠近苏联在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要用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甘肃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沙窝会议做出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在分析西北革命斗争的有利条件时指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党中央在提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方针时，虽然与张国焘就战略方向与重点存在着分歧，但始终将靠近苏联作为中国革命的有利条件来看待，并纳入到了整个战略方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以后战略发展的可能进行考虑的。
打到苏联边界去，取得共产国际援助的方针。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揭发批判了张国焘的严重错误，讨论了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的战略方针的报告和结论。毛泽东指出，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俄界会议后党中央率领一、三军团继续北上，为实现“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一目标而努力。突破天险腊子口之后，1935年9月20日，党中央在哈达铺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根据张闻天的提议，决定派谢觉哉、毛泽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站，可能的话与国际接头，设法打通国际关系。后来随着在哈达铺、榜罗镇等地对全国形势和陕甘革命根据地情况的了解，党中央在榜罗镇、铁边城、吴起镇等会议上多次讨论了战略方针的改变问题，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因此谢、毛未能成行。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召开会议，指出历时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今后的战略任务是保卫和扩大西北的根据地。至此，俄界会议提出的打到苏联边界去的方针，因形势变化而暂时搁置。此后，党中央并未放弃“打通苏联”的方针，而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战略计划。
1935年12月23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作军事问题的报告，提出红军的行动应放在“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苏区”两项任务上。总的方针是与苏联取得联系。同日，张闻天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军事行动方针的发言，提出红军“总的目标是：消灭卖国贼，准备与日作战，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巩固扩大苏区，打通国际路线。打通苏联与巩固苏区，现在要争取同时实现”，“我们的方案是占领宁夏，背靠外蒙”。当日，中央政治局在通过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就战略方针问题指出：“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拿‘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同它密切地联系起来”，“总的方针是与苏联取得联系”。具体行动准备“拿三个步骤，达到打通苏联与巩固开展现有苏区的任务”。其中第一步，在陕西，从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保证东征的后方安全；第二步，在山西，开辟苏区，扩大红军，筹措给养；第三步，在绥远，依日军对绥远的进攻情况，由山西转向绥远，接近外蒙，打通苏联，便于抗日。1936年1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与计划》的报告。指出：今年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扩大苏区及打通苏联。
二、打通国际路线战略方针的实施
为了打通国际路线，中共中央从政治上、军事上和技术上作了多方面的努力。
东征打通苏联、便于抗日。党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时，全国抗日怒潮空前高涨。在这一形势下，党中央认为苏联是中国革命党最有力的帮手。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能够得到苏联的支持和帮助。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随着林育英（张浩）、阎红彦、刘长胜等人从苏联陆续回国，党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信联系开始恢复。毛泽东在1936年1月1日复电朱德时说，“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我处不但与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也已发生联系。”林育英等人的到来，也带来了斯大林不反对中国红军主力从北方（外蒙方向）和西北方（新疆方向）靠近苏联的意见。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致电朱德和张国焘，建议红四方面军向陕甘发展，指出：“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接近苏联。”“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为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联成一片，为使红军（成为）真正的抗日先遣队，为与红军联合，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为提高红军技术条件，这一方针自是上策。”由此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成了党中央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制定战略方针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了打通国际路线，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先后进行东征、西征。党中央到达陕北后，面对国内形势变化和对苏联因素的考虑，从实现对日作战的目的出发，进一步提出了“打通苏联”的方针，并把这一方针作为红军东征的战略任务之一去执行。1936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的名义实行东征。红军宣布，此次东征是为了实行各项抗日政策，争取迅速对日作战，表示愿意停止一切内战，联合抗日。红军的东征行动，遭到阎锡山部队的顽抗。蒋介石企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陕甘根据地。为了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并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5月初，中共中央决定红军撤回河西，结束东征。红军东征并未能达到中共中央经山西、绥远接近苏联、蒙古的战略目标。
东征期间，党中央准备派邓发前往苏联，毛泽东与彭德怀在东征前线致电周恩来、张闻天和邓发，就邓发去苏联的任务认为包括以下几点：（1）对日作战彼我双方之共同步骤问题；（2）两军委通讯联络问题；（3）我军向绥远行动并向绥远创立局面问题；（4）技术问题，能否接济步枪、步弹、轻重机枪、高射机枪、步兵炮、新式架桥设备、无线电器材，如可接济，我军在秋天全部开赴绥远接运一次至二次；（5）人的帮助问题，担任特种技术教育者数人，担任作战者数人。1936年6月初，邓发受中共中央派遣，化名杨鼎华前往苏联。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滕代远由莫斯科到新疆接应邓发，邓因中途染病未能如期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滕在新疆停留月余即返回苏联。邓发历经千辛万苦于11月上旬抵达迪化，同苏联驻迪化领事馆取得联系，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就人员帮助、技术援助及红军向绥远外蒙发展接运物资等具体问题进行了磋商。12月初领事馆派人把邓发陪送到莫斯科，从此开辟了中共中央通过新疆与共产国际、苏联进行联络的交通线。
西征占领宁夏，打通与外蒙、苏联联系。东征战役结束时，中国共产党发布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倡议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蒋介石无视这一呼吁，调动了16个师另3个旅的兵力，准备进攻陕甘革命根据地，企图以武力消灭红军。面对这一形势，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党中央做出了西征的决定，提出了占领宁夏，从外蒙接通苏联的战略方针。
此时，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已在东北军、西北军中取得了成效。东北军、西北军领导人已与中国共产党初步建立了统战关系，这就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根据形势，中共中央决定红军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地区西征，以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扩大红军，争取西北抗日力量的联合。1936年5月18日，中革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的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西征。西征战役开始之际，中革军委在发布的《关于西征战役的行动命令》和《为完成野战军的三大任务给各兵团的指示》等文件中，提出“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决定进行西征战役，提出了西方野战军的三大任务。其中之一就是消灭二马，占领宁夏，打通外蒙和苏联的联系，接受苏联的军事物资与技术援助。5月20日，党中央在致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中通报了进展情况，指出：“关于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以进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同苏联及外蒙订立抗日互助条约的计划，我们正在进行。”“国际已有三四次派人来找我们，希望我们在西北成立大局面。”5月25日，党中央在致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中，再次通报了红一方面军打通苏联战略方针的有关情况，指出红一方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力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外蒙与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企盼红军靠近外蒙、新疆”。
西征战役开始后，随着西方野战军的胜利，党中央打通苏联的方针更趋明确具体。1936年6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指出：“横山、定边地区是陕甘宁根据地的北面屏障，是北出绥远、宁夏，打通苏联的战略枢纽，应在7月半以前完成赤化。”6月16日，中共中央大功率电台调试成功，开始根据林育英由莫斯科带来的电报密码同共产国际建立电报联系。29日，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指出：“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一任务，是必须一及十五军团担负。”毛泽东还指出：“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二是甘、凉、肃三州”。“红军出动的时机亦有二：一是夏天或秋天”，“一是冬天”。毛泽东还强调指出：“无论采取哪一条路与哪一个时机，给马鸿逵以坚决的打击，都是决定的条件。”7月1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认为“如外蒙能出兵策应并解送军械，我军又有渡河作战条件，则出宁夏最为有利，否则只好候冰期”。而“打通苏联取得接济，仍是总的战略方针中重要一着”。7月27日，在二、四方面军开始北上后，毛泽东等致电彭德怀等西方野战军领导人，指出：“我们的任务是继续执行三大任务，争取三个任务在第二阶段上的胜利。”“在第二阶段上完成，就能使我更有力量地迎接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与完全会合，更有力量去造成西北联合与打通苏联。”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西征部队给马鸿逵、马鸿宾等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开辟了纵横400余里的新根据地，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6年8月，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迎接全国的抗日高潮，提出三支红军主力会师后合力夺取宁夏战役计划。中共中央打算通过夺取宁夏，巩固和扩大西北根据地，并打通苏联的交通，首先形成西北抗日局面，进而出兵绥远，推动全国大规模抗战的实现。
1936年9月11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同意中国红军夺取宁夏的作战计划，并表示在红军占领宁夏后，苏联即从外蒙给予红军技术上和物质上的援助。9月27日，共产国际再次通知中共中央，苏联红军方面正就接济中国红军问题进行认真的准备，希望中国红军占领宁夏，努力实施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计划。
1936年10月，中央做出了宁夏战役的计划。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把宁夏战役作为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面的决定的一环，抓紧进行部署。10月11日发布的《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用一个月时间进行休整，并做好渡过黄河等各项准备，然后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10月25日，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渡过黄河；随后，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及红五军、红九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但是，从10月20日开始，蒋介石调集十几个师由南向北大举进攻，企图消灭红军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胡宗南部于10月底至11月打通增援宁夏的道路，隔断了河东红军主力和河西部队的联系，以致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11月，绥远抗战爆发。
共产国际认为，苏联方面通过外蒙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的的计划难以实施，尤其担心，这样做可能引起日本与苏联之间的冲突。不得已，共产国际决定改由新疆哈密向红军提供援助。为了实施通过新疆援助中国红军的方案，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出陈云（化名施平）、滕代远（化名李广）、段子俊、冯铉（化名何晓理）、李春田5人由莫斯科前往新疆，负责运送武器、迎接打通国路线的中国红军部队等各项准备工作。临行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设家宴招待中共代表团成员陈云、滕代远，表明对中国问题的重视。由于入冬后交通运输极为困难，共产国际通知中共中央，大批物质的接济须待来年开春以后才有可能。
11月8日，中共中央提出红军作战新计划，由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创立根据地，并争取在一年内打通国际路线，接取苏联援助。红军主力东进山西，争取与蒋介石和阎锡山达成妥协，实行抗日。“如不能抗日，则第一步占领同蒲铁路作战，扩大红军；第二步如蒋阎尚无妥协希望，东进有甚大困难，而陕甘蒋军已东调，我可仍回陕甘，如东出有利，则出至冀豫晋之交；并应计划第三步出至直鲁豫之交渡黄河；第四步到皖豫鲁；第五步到鄂豫皖；第六步到鄂豫陕。而后再转西北，准备以一年至两年完成之”。
11月9日，徐向前、陈昌浩率河西部队开始西进。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11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咨询：徐向前、陈昌浩所部有单独前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若返回河东，困难情形如何？同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在权衡西路军东返和西进的利弊后，会议一致认为要下决心西进，争取年前接通新疆。西路军根据中央的意图和当时的形势，决定西进以取得苏联的接济。
11月13日至18日，西路军连克古浪、永昌、山丹，包围凉州。11月19日，中革军委电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建立根据地。从11月22日起，西路军在东起凉州四十里铺，西至山丹约150余公里的地段上，与敌军展开战斗。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西路军以万众一心、前仆后继、血战到底的决心，与凶悍而野蛮的马家军主力展开了殊死搏斗。由于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物质的补充，孤军作战，在弹尽粮绝、力竭无援的情况下，依然不屈不挠，英勇奋战，虽然毙伤俘敌约2.5万余人，但是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西路军最终失败。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红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政治部主任曾日山等许多指战员壮烈牺牲。红军西路军浴血河西走廊、兵败祁连山以血肉之躯谱写了悲壮的英雄史诗。
3月12日，徐、陈向中央发出告急电：现全军不足三团，在野外老林中食骡马，续死战。无日夜不战，弹药几尽，疲乏过大，现全军决死斗待援，希望速配合反攻。3月13日24时，军委主席团复电徐向前、陈昌浩：你们现已处于特殊情况之下，已不是一般方法所能解决问题，必须立即采取特殊方法达到保存一部分力量的目的。因此，我们向你们提出下列两种方法，请你们考虑决定一种：（一）率现存三团人员向蒙古边境冲去。（二）率现存的三团人员打游击战争。以上方法不论采取哪一种，均需将伤病员安置民间，均须采取自主自动姿势，均须轻装，均须采取变化不测的战术。
3月14日傍晚，西路军在石窝山头召开军政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决定：设法保存基干；徐、陈脱离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组成，统一指挥部队。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3月14日深夜，在转移途中，新成立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最后确定将西路军余部分兵三路：第一，将三十军剩下的5个营，共一千余人编为左支队，由李先念、程世才和李天焕带到左翼大山打游击，总部直属队剩下的十几个干部与三十军一块行动。第二，九军剩下的600多步兵和100多骑兵编为右支队，由王树声、朱良才带到右翼大山打游击。第三，剩下的彩病号及妇女、小孩千余人，组成第三支队，由张荣为队长在祁连山区活动。
中共中央领导红军实施打通国际路线，接取苏联援助的战略方针，虽然得到共产国际、苏联的赞同和支持，但是从红一方面军东征、西征打通外蒙的通道，到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征战河西走廊打通新疆的通道，均以失败而告终。然而，红军西路军余部历经艰险，浴血奋战，终于进入新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有组织的革命活动的开始，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领导新疆人民斗争的历史新篇章。
三、打通国际路线战略方针的历史地位
打通国际路线战略方针，是党中央在历史转折关头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制定的完全正确的方针，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党和红军战略方针的基点，对这一时期党和红军的行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其一，党中央打通国际路线战略方针，是遵义会议后党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共产国际关系的良好开端。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从幼年已经走向成熟。党中央在制定实施打通国际战线战略方针时，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自身力量争取革命胜利的同时，将打通苏联，建立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作为有利于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条件来看待。在恢复同共产国际的电信联系后，党中央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创造性地正确贯彻执行，提出了指导全局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中央在战略方针上既立足于红军的自身发展，争取打通苏联，为革命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又通过打通苏联，创造有利条件，壮大红军力量，进一步推动革命向前发展，做到了打通苏联与自身发展的有机统一。
其二，党中央打通国际路线战略方针，是党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生动体现。党中央制定实施打通国际路线战略方针的时期，正是国际形势不断发生重大变化，国共两党关系处在由内战走向合作，党内同张国焘右倾分裂错误尖锐斗争的时期，矛盾纵横交织，形势错综复杂。在这一环境中，党中央高瞻远瞩，在风云变幻的局面发展中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既从中国革命发展的长远前途出发，坚持打通国际路线战略方针不动摇，又面对具体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战役计划，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将战略目标置于实际可行的战役部署之上，通过战役目标的实现，引导和争取战略目标的完成。这反映了党中央坚持重大战略方针的坚定性和执行战役计划灵活性的有机统一，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生动体现。
其三，党中央打通国际路线战略方针，是正确认识中国革命主要矛盾变化的产物。党中央提出打通苏联战略方针之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正处于由阶级矛盾为主向民族矛盾为主的转变期。党中央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住了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发展，从结束国内战争，实现对日作战的高度出发，看到了争取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支持和帮助，对未来抗日战争的重要作用。在坚持“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思想指导下，制定实施了打通苏联的战略方针，将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对日作战，作为打通苏联方针的具体内容来执行，实现了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的有机结合，使党和红军顺利地适应了客观形势发展的要求。
其四，党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方针，对当时党和红军的行动产生了十分重要影响，发挥了巨大作用。党中央打通苏联的战略方针是在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转折关头制定的，对党和红军的行动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这一方针指引下，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继续北上，找到了长征落脚点，完成了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在这一方针指引下，红一方面军进行东征、西征，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作者单位：自治区党委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