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农业大学校园里，第一任校长涂治的雕像静静伫立。提起新疆农业，绕不开一个名字——涂治。他爱党爱国、奉献新疆的事迹，杰出的教育思想、光辉的奋斗业绩、崇高的人格风范，影响着一代代的后来者。
1939年，涂治来到新疆，担任新疆学院（新疆大学前身）领导职务。1949年9月，作为新疆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1950年，涂治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5年，涂治被授予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学部委员。历任新疆农林厅厅长、八一农学院（今新疆农业大学）院长、自治区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自治区科协主席、新疆农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和革委会副主任等职。曾是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科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
励精图治立志科学救国
涂治，原名涂允治，1901年8月出生于湖北黄陂县涂家大湾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他自幼聪颖过人，勤奋好学。1916年从黄陂望鲁高级小学堂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北平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
1924年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并考取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开始赴美留学之路。在美期间，涂治刻苦钻研，奋力拼搏，专攻植物病理学和选种学，常常一连几个月在实验室不出门，5年后获博士学位。
1929年，28岁的涂治心怀科学救国之夙愿，毅然回国。回国后，他改名“涂治”，谐音“图治”，意为“励精图治”。先后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河南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等高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这一时期，他一方面深入农村调查研究、积累经验指导农业生产，一方面自修俄文、阅读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七七事变后，在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任教的涂治积极支持中共地下党发起的反对国民党当局、支援八路军抗战的革命活动，组织师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鼓励进步学生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他拿出个人薪酬为许多进步青年准备棉衣、路费，其住处也成为去往延安的中转站。国际国内时局的变化，让涂治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求解放，并决心献身于革命事业。
英勇斗争追求革命真理
1939年，应爱国民主人士、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之邀，涂治放弃内地相对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毅然决定去新疆工作。他告别家人、同事和学生，拖着三四个装满书籍的大箱子，经过两个多月的风雨兼程抵达迪化（今乌鲁木齐）。1939年2月来到新疆后，涂治先后在新疆高级农业学校、新疆学院任职，从事教学、生产的同时，阅读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世界革命史》和《中国革命史》等大量进步书籍。
1942年之后，看到新疆军阀盛世才公开反共反苏的卑劣行径和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多位中共党员、进步人士惨遭迫害，涂治痛心疾首，更加坚定了追随中国共产党的立场。1944年5月，盛世才将涂治逮捕入狱。在狱中，涂治受尽“老虎凳”“打背花”“刮肋条”等酷刑，但他始终沉默以对，咬牙坚持、宁死不屈。以至于左腿严重损伤，落下终身残疾。在中共地下党和各界人士的全力营救下，涂治于次年出狱。
出狱后的涂治任新疆省建设厅农业顾问，1946年5月任新疆学院教授，他利用公开身份和自身影响，秘密开展革命宣传活动。于1948年加入了新疆地下进步组织“战斗社”，并成为该社领导成员之一。当时，他有一台收音机，每日秘密抄收延安新华社的广播电讯，在《战斗》周刊上登载，或印刷传单散发，对于唤起迪化各族人民的革命觉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49年9月，应中共中央邀请，涂治作为新疆代表团成员之一前往北平（今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在前往北平参加政协会议前，涂治乘飞机由迪化秘密抵达伊宁与中共中央联络员邓力群见面。他撰写的“迪化最近政治动向”“迪化方面财政经济情况”两个材料，通过“力群电台”报告给了党中央，为党中央审时度势推进新疆和平解放提供了参考。新疆和平解放后，涂治荣获西北野战军政治部颁发的“毛泽东奖章”和“人民功臣勋章”。1950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的王震介绍涂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鞠躬尽瘁致力农科兴疆
解放之初，新疆百业待兴，农业生产和科教事业也很落后。当时的新疆，农业器械简陋、生产技术粗放，生产效率极低，亟需大量的农业科技干部人才。
1952年8月1日，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由王震将军在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步兵学校基础上创建了八一农学院，涂治被任命为第一任院长。为解决师资问题，涂治四处奔走，随王震到北京、上海、南京等地聘请了16名专家、教授来疆任教。涂治提出“理论联系实际，教学结合生产”的办学理念，以延安“抗大”精神办学。全院师生除了在校内进行课堂教学外，还经常深入部队和田间地头推广先进技术，解决实际问题。通过这些教学活动，一方面推动了部队生产，为军垦农场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也培养了大批农业技术骨干。
涂治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实事求是，在学术上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5年被授予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学部委员（即现在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新疆首位中科院院士。针对一些农业科学研究机构“抗病育种违反米丘林生物学原理，不能为农业生产服务”的错误认识，他在繁忙工作之余翻译了《米丘林选集》中《育种是获得免疫和抗病虫害植物的杠杆》一文，为科研生产挽回了损失。他坚决反对浮夸风、抵制卫星田，曾在《农业科学必须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一文中明确指出了“没有普遍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调查研究不够”等问题，提出试验研究、培养干部、技术推广、劳动生产“四统一”，促进了科学技术在广大群众中生根、开花、结果。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形势任务、在较短时间内解决农业技术推广和科研试验的问题，涂治积极倡议和筹划，在全疆各地州、县和兵团各师成立了农业科学研究所，建立了农业技术推广站或农林牧综合工作站，建成10个专业试验站。到1961年，新疆初步形成了覆盖各地区、涉及各专业的农业科学研究网和技术推广体系。
涂治十分注重农业科技的综合发展。博斯腾湖蝗区、阿拉尔垦区、乌伊公路沿线、塔克拉玛干沙漠……尽管腿脚不便，可几十年来，新疆很多角落都留下了涂治坚实的足迹。他踏遍新疆的角角落落，结合地理气候特点和农业生产实际，组织开展盐碱地改良利用与施肥技术、牧草田轮作制、水利资源勘查利用、优良品种选育与推广、栽培耕作技术、病虫害防治、农机具改良、农业气象观测预报、固沙造林与绿化荒山等十几个学科门类的研究试验，撰写发表大量科研论文，翻译出版几十万字的国外农业科学论著，为后人积累了极其宝贵的学术资料。
20世纪70年代，已是古稀之年的涂治仍坚持与科研人员一起到全疆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并忍着病痛撰写《关于自治区打好农业生产仗的几点意见》。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发展新疆农业生产的若干条战略措施，这是他研究发展新疆农林牧业生产的科学总结。1976年3月30日，涂治因病去世，享年75岁。1979年5月7日，《新疆日报》以《关于迅速发展新疆农林牧业生产的意见》为题，大篇幅刊发了这篇宝贵遗作。
“我们都是党的儿子，人民的儿子。现在我的身体很好，还能坚持工作，希望还能为党和人民再工作十几年。”新疆农业大学校史馆里，陈列着涂治生前写给儿孙的两封信，朴实的话语展现了一名老共产党员不变的初心，体现了涂治浓浓的家国情怀。
如今，每逢清明、校庆等重大节日和纪念活动，在新疆农业大学涂治雕像前，不断有群众和师生自发来此献花，向这位将生命献给新疆农业科学事业的先辈表达追思和敬仰。
（作者单位：自治区党委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