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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若雄:周恩来与新疆经济建设

日期:2019-03-01
来源:《新疆党史》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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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十分关心新疆的经济建设,不仅亲临新疆视察指导,而且作了大量指示。本文拟就周恩来论及新疆经济建设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一探讨。

一、包括新疆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离不开国家的帮助和支援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地广人稀,有丰富的资源,发展经济的条件得天独厚。但是,由于政治、历史及地理环境等方面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又极其落后,与内地汉族地区有很大差距。基于以上情况,周恩来提出只有在国家大力帮助和支援下,包括新疆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这种落后面貌才能被较快地改变。早在1950年4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对少数民族,首先要在政治上使他们求得解放,然后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再帮助他们发展。”之后,在不同场合中予以了强调。1956年5月30日,他在同外国代表团谈话时说:“最根本的问题是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如果少数民族在经济上不发展,那就不是真正的平等。所以,要使少数民族真正平等,就必须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次年8月,又在青岛民族工作会议上进一步讲:“我们不能设想,只有汉族地区工业高度发展,让西藏长期落后下去,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长期落后下去,让内蒙古牧区长期落后下去,这样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区、区域自治的地区都现代化。”周恩来不仅论述了国家必须帮助和支持包括新疆在内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重要性,而且还论述了国家如何来帮助和支援新疆发展经济的问题。他指出:“要在新疆建立包括克拉玛依油田和乌鲁木齐地区的将来的工业中心,如果没有新疆各民族和内地汉族的共同努力,就搞不成功。首先铁路就修不成。铁路通了,劳动力不够,资金不够,也没有办法来开发。”“仅仅依靠新疆一个自治区的五百万人口,不可能积累多少资金,而且人力也不够。必须要靠全国的力量,国家的力量,中央的力量,把我们计划经济中能够积累的资金拿出一部分投资到新疆增加财力,从内地动员一部分人到新疆增加劳动力,这样才能使得新疆大发展。”周恩来的这些论述不仅成为国家制定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有关政策的重要依据,而且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二、立足粮食自给,实现区内粮食供需平衡是发展新疆经济的基础

粮食生产具有重要地位,它不仅左右着经济发展,而且关系着社会的安定。解放前,新疆每年缺粮约10万余石,经常闹粮荒。新中国建立后,为彻底解决新疆的吃饭问题,周恩来对新疆提出了立足粮食自给,实现区内粮食供需平衡的要求。1965年6月,周恩来出国访问途经新疆和田时指出,新疆首先要发展农业,解决吃饭问题。7月,在视察新疆时进一步谈了这个问题:“你们自己要有重点建设,国家对你们也有重点。先搞哪些?首先还是农业。”“现在你们的粮食产量还不平衡,有些地方人口多产量低,有些地方人口少产量高,要使粮食发展与人口增长相适应。看来南疆产量还低一些,这些地方要提高产量,否则人口增长了供应不上。你们全区要有个全局部署,生产兵团要有个全局部署。首先粮食要过关。‘三五’期间按全区900万人口,每人平均以700斤粮食计算,要63亿斤粮食。”“粮食还要有储备,现在储备8亿斤,五年内每年递增2亿斤,争取储备18亿斤。”接着,他又强调新疆实现区内粮食供需平衡也很重要:“要一个县解决一个县的,一个师、团、农场解决一个师、团、农场的。绝不要这个县靠那个县,这个师、团、农场靠那个师、团、农场,都要自己解决。”“以县、农业师为单位平衡一下,很有必要。”

周恩来的这些意见十分符合新疆的实际,因为它来自于周恩来对我国国情及新疆区情的正确分析和把握。第一,我国内地人多地少,存在粮食供需矛盾。相反,新疆人少地多,气候宜于农作物生长,也有足够灌溉用水,具备粮食自给条件。第二,远离内地,首府乌鲁木齐与相邻甘肃省省会兰州铁路运距近2000公里,从内地调运粮食运费高、运力紧张和调剂余地小。第三,新疆地域辽阔,乌鲁木齐到各地、州政府所在地的平均距离为743公里,县与县、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距离也有数百公里。区内调粮也存在运费高、运力紧张和调剂余地小的困难。

三、铁路、公路、航空共同发展,为新疆经济建设创造必要的交通条件

新疆,一方面远离内地、区内交通线也很漫长。另一方面与许多国家接壤,是我国通往中西亚以至欧洲的天然陆上和空中门户。但新疆交通状况又十分落后,到1949年勉强通车的公路只有3361公里,能够运行的长途汽车仅100多辆。没有一寸铁路。仅有的乌鲁木齐—伊犁—阿拉木图航线时飞时停,客运量2000多人次,从乌鲁木齐乘车去兰州至少需8天时间。

基于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落后的交通状况,周恩来主张新疆只有铁路、公路、航空共同发展,才能为进行经济建设创造必要的交通条件。他不仅规划了改善新疆交通条件的蓝图,而且亲自抓落实。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周恩来提出在新疆修兰新、北疆、南疆3条铁路,达到东联内地,西通中亚的目的。1950年9月14日,他在《关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问题》报告中说:“要发展西北,要帮助西北民族文化的发展,首先的问题是修铁路,最大的目标就是跟新疆通起来。”在周恩来的提议下,兴建通往乌鲁木齐的兰新铁路很快被批准,并于1952年10月破土动工。同时,修筑南疆和北疆铁路也被纳入计划。1951年12月28日,周恩来在致新疆分局书记王震电中指出:“铁路估计可修碉(编者注:原文为修碉,应为修到)南疆”,“霍尔果斯至哈密铁道线之空测问题,待与铁道部研究后另覆。”之后,就北疆铁路同苏联进行谈判,于1956年7月正式签订《关于修建中国甘肃兰州至苏联中亚土西铁路阿克斗卡站铁路和组织联运的协议书》。次年8月,周恩来再次强调:“要修通北疆到南疆的铁路。”中苏关系恶化与三年自然灾害,导致北疆铁路1961年5月停工和修建南疆铁路计划搁浅。为解决这个问题,1965年7月,周恩来在视察新疆时指出:“北疆铁路乌鲁木齐到独山子一段只有240公里,投资只有5O00多万元,可以提一下。”对于南疆铁路,1973年7月27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表示:“修南疆铁路大河沿至库尔勒段,对加速后方建设,开发南疆意义很大,此事拖了10年,确实不宜再耽搁了。”在他的推动下,这次政治局会议批准南疆铁路上马,并于1974年4月正式动工。

除铁路外,周恩来还要求新疆多搞公路。他一再讲新疆公路可以多修几条,亲自批准了新藏、青新、独库3条公路的兴建。对航空,周恩来提出不仅要建立新疆本地航空网,而且要建设乌鲁木齐国际机场,使新疆成为我国通往中西亚以及非洲、欧洲的空中门户。在他的领导下,1950年3月27日中苏两国政府代表签订了《中苏关于建立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之后,该公司开辟了从北京、经太原、西安、兰州、酒泉、哈密、乌鲁木齐、伊宁到苏联阿拉木图航线,陆续开通乌鲁木齐至全疆各地航线。周恩来对修建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发挥新疆空中门户作用的工作十分重视,他说:“单是西南的出口不够,需要从西北开一个出口,这个出口就是从和田过。”1965年7月,他视察新疆时进一步讲:“这里是个交通要道,还要通过这里开展对外工作,我这次出出进进就来了四次,将来乌鲁木齐机场修好了,经过这里的次数还会更多。”正是在他的关怀下,乌鲁木齐国际机场于1971年动工,建成后成为我国四大国际机场之一。

如今,周恩来生前对改善新疆交通条件所作规划已全部成为现实。铁路继兰新和南疆线大河沿—库尔勒段后,兴建了北疆铁路并与中亚土西铁路接轨,建成了兰新复线,南疆线库尔勒—喀什段破土动工。公路形成以乌鲁木齐为中心,东联甘、青,西出中亚,南通西藏,沟通全疆地州县市和大部分乡镇的交通网。航空不仅有十几条国际航线取道新疆,而且开通了乌鲁木齐至阿拉木图、塔什干、莫斯科、伊斯兰堡、比什凯克等国际航线,并形成了以乌鲁木齐为中心连结国内30多个城市的空运网。

四、兴修水利,满足新疆经济建设的用水用电需要

对新疆这个干旱、半干旱地区来说,水是一切赖以存在的命脉。曾多次到过新疆的周恩来十分了解这一点,他认为新疆开发到什么程度关键在水,只有兴修水利,充分利用一切水资源,才能满足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1950年6月26日,周恩来在政务院讨论西北地区民族工作时发言指出:“要多在少数民族地区摘水利,用雪山的流水来灌溉。”1957年8月,他在谈开发新疆时强调:“新疆水利不够,要大大地改善水利系统,才能够开发。”1965年7月,周恩来在新疆视察期间对兴修水利问题给予了直接指导。他在多次询问了兴修水利进展情况和今后的规划之后,系统地讲了自己的意见。7月5日,周恩来在石河子垦区说:“要搞高产,水怎么办?雪山、水库、抽水都要很好利用。”次日,在乌鲁木齐听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汇报时讲:“一定要抓重点,中央有中央的重点,你们有你们的重点。你们重点还是抓水利,抓农业。”并针对新疆兴修水利要利用地面水和地下水相结合,“三五”计划重点整修渭干河、库车河、叶尔羌河的打算谈到:“‘三五’还是要以地面水为主,还是要以修渠修水库为主,地下水只能试办。”“动力,利用地面水,修水库水渠,能不能搞小型水力发电。南疆用电,搞小型水力发电站,最有利,就近可以发电。一旦有事也很方便。北疆恐怕也是这样。另外,北疆有煤,还可搞火电站。总之,动力就是水电火电结合。‘三五’期间还是以小型水电为主。”当得知新疆牧区也在搞水利后高兴地说:“有了水就能够定牧,没有水不行。冬窝子有水源,在那里搞些农业,就可以定居,可以农牧分工。妇女出不去可以搞农业。”周恩来的这些指示和建议为新疆水利建设指明了方向,极大地促进了新疆水利事业的发展。

五、重点开发石油、有色金属和棉花,带动新疆经济的发展

新疆经济比较落后,但有着丰富的资源。只有充分发挥新疆资源优势,才能带动新疆经济的发展。新疆资源很多,优先开发哪些。周恩来明确指出:“那里有石油资源,有各种有色金属资源。有可以开垦的农田,适宜种植棉花。”并为开发新疆的石油、有色金属、棉花作了许多工作。

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同苏联政府谈判,其中开发新疆的石油和有色金属就是这次谈判的内容之一。2月17日,周恩来回国,留下李富春、赛福鼎并继续谈判。3月5日和19日,他两次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李富春等电,就有关在新疆创办有色金属、石油两公司协定草案中公司名称及条款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并授权如苏方同意这些修改意见,即可签字。27日,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和《中苏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之后,从1950年5月至1952年2月,周恩来4次致函直接过问两公司有关工作情况,并作重要指示。他在1951年12月28日致新疆分局书记王震电中指出:“新疆石油开采是大有希望的。因此在1952年以前,把资源情况查清楚,生产方面做到满足新疆石油需要(年产石油十万吨左右)是正确的。如果在1953年查明资源丰富,可大量开采,则在1954年,应即进行大量开采(如年产200万吨左右)的设计,以期于1959年以前,达到年产二百万吨左右的石油是否可做到,望与苏方商量。”“以后中苏石油公司与中苏有色金属公司之各项业务由燃料工业部与重工业部主管。为便于了解及指导两个合营公司的工作,之后该公司应将财务、生产、建设、地质勘探等工作计划及这些计划的执行情况,按月报告新疆财委。”两公司移交中国独资经营后,为更好地继续开发新疆的石油、有色金属,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上宣布新疆的石油、有色金属开发被列为国家“二五”计划重点建设项目,表示要“继续进行新疆地区石油工业和有色金属工业的建设。”

除了地下的石油、有色及稀有金属,周恩来对新疆地上的棉花生产也十分重视。1965年7月2日,他在喀什地区干部大会上讲:“新疆的农业生产潜力很大,今后要更多地增产粮食、棉花。”之后,又在石河子垦区专门参观了棉田。7月6日,周恩来在新疆党、政、军负责干部会议上高度评价了新疆的棉花生产:“新疆是个好地方,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棉花数量很高。”次年1月,他在全国棉花生产会议上专门就发展新疆棉花生产作了以下重要指示:第一,新疆要在1965年棉花单产60斤的基础上,1966年要进一步提高单产。在三五年内达到或超过苏联1964年棉花单产92斤的水平;第二,在棉花生产上,辽宁干劲很大,新疆要注意与辽宁开展合作和竞赛;第三,新疆棉花生产布局要调整,应在南疆扩大棉花种植面积。

正是在周恩来的倡导和关怀下,经新疆各族人民数十年的不懈努力,新疆的石油、有色及稀有金属、棉花等优势资源得到了充分开发。1956年,在新疆发现了克拉玛依大油田并于1958年投入开发,1960年原油产量达164万吨,占当年全国天然油产量的39%,在当时石油供应极困难的情况下,有力支援了全国经济建设。同时,分别在阿尔泰山和昆仑山建成稀有金属矿区和有色金属矿区,开采出锂、铍、钽、铌、铷、铯等稀有金属和铅、锌等有色金属。新疆棉花生产也有了很大发展,现在棉花已成为新疆的主导产业,1994年新疆棉花总产量88.21万吨,棉花总产量、人均产量均居全国第一位,70%以上调往内地和出口。

(作者系自治区党委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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