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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锋与新疆改革开放

日期:2019-05-07
来源:《新疆党史》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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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汪锋(1910.12-1998.12),陕西省蓝田县人。原名王钧治,曾用名王文钊。汪锋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抗日战士。曾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78年1月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他率先著文,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坚决拥护、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迅速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彻底平反冤、假、错案,大批解放干部,支持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实现了粮食连年丰收,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他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关心部队建设,为维护民族团结、促进边疆的稳定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为真理标准讨论叫好

粉碎“四人帮”后,“两个凡是”的思维定式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仍然得以继续和维持,现实工作中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受到束缚,也为在平反冤假错案中持消极态度的人提供了口实。在胡耀邦等同志的主持下,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文章。文章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阐明了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同样要在实践中发展。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上海、江苏、福建、河南等省市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随后,全国各地报纸相继转载。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场全国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由此拉开了序幕。

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汪锋,除了狠抓农业外,把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但在工作中,特别是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总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不同方式的干扰和阻碍。汪锋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他觉得很过瘾,文章中的观点很多提法与自己的想法都是合拍的,按照这样思路,新疆正在进行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不仅是对的,而且还应该更加彻底。当他读到“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躺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这些话句句说到他的心坎上,在他心灵深处撞击出火花,引起强烈的共鸣,使他不由得拍案叫好,顿时觉得思路明晰了,原来一团乱麻般的疑惑也理出了头绪。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一切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6月3日,《人民日报》以《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为题,加上编者按详细报道了邓小平的讲话。通过对中央文件的学习和对报刊的阅读,汪锋感觉到在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认识上,自己和小平等同志的观点是相通的。

为了慎重起见,汪锋特意请来了主管宣传的自治区党委常委韩劲草到自己的办公室,和他谈了自己的想法。韩劲草听了汪锋的分析,连声称赞,认为汪锋观察细致,很有道理,不仅应该用这个思路指导当前工作,还应该上升到理论高度,把思路系统化、理论化。韩劲草是汪锋早就认同的笔杆子,理论功底好。听到他的赞同,汪锋对自己的想法有了更大把握。

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不断深入,邓小平批评了给这场讨论制造障碍的人。由于有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到1978年下半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逐渐进入高潮。从当年7月开始,各省区市的第一书记、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纷纷表明对真理标准问题的态度。 事实上,真理标准的讨论已经超出了理论界的范围,切实影响到了实际工作。出于对理论问题的认真思考,也出于实际工作的需要,汪锋指示主管宣传工作的韩劲草和《新疆日报》刊载有关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进行與论引导。从此,《新疆日报》开始用大幅版面连续转载全国各大报刊发表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重要文章。

1978年8月11日,自治区党委召开工作会议,汪锋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旗帜鲜明地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科学论断,态度明确地批判了“两个凡是”在理论上设置的重重禁区,成为继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之后全国第二个明确表态赞成实践标准的省区党委第一书记。

汪锋在讲话中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承认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汪锋特别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要领会和掌握它的精神实质,学习它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完整准确地掌握它的思想体系,而不是拘泥于它的片言只语和现成的结论,用它来束缚和裁剪丰富的实践……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有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去解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发扬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加强调査研究,防止和克服主观性、片面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汪锋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加强理论学习,澄清林彪、“四人帮”在思想理论问题上制造的混乱,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完整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8月22日,《人民日报》以“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为题,发表了汪锋讲话的主要内容。

在汪锋讲话的推动下,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于8月23日召开乌鲁木齐地区部分理论工作者和宣传干部会议,传达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于7月17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的关于理论和实践问题讨论会的精神。参加会议的有乌鲁木齐地区各高等院校、干校,自治区各部、委、办、局,新疆部队和乌鲁木齐市有关单位的理论工作者和宣传干部共300余人。 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韩劲草就关注理论动态、加强理论学习等问题发表了讲话。

为配合广大干部学习和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需要,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还编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书,书中收录了7篇从不同角度对真理标准讨论的重要文章,于9月份出版发行。汉文版第一次印发10 万册,很快就售罄,以后又再版两次,约30万册。随后又出版了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三种文字的版本,于当年10月发行。为让广大干部进一步明确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和目的,该书出版时特地增加了题为《编者的话》的序言。《编者的话》指出:搞清楚真理的标准问题,对于我们完整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打好第三个战役;对于从思想上、理论上、路线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澄清是非,总结28年来的经验教训,解决现实问题,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于我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研究和解决新时期提出的新问题,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斗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新疆在全国率先出版了这样有影响的供干部群众学习的书,9月27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编者的话》。

在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下,10月上旬,新疆军区政治部向师以上单位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重视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并注意和掌握部队的学习情况。随后,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刘震在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也强调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要性。

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汪锋已经感受到这个问题给工作带来的触动,他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写了一篇题为《解放思想,加快新疆的建设速度》的文章,着重阐释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的关系问题,发表在1978年11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他在文中说:我深深感到,要跟上形势的发展变化,就得不断解放思想,开动脑筋,重新学习,大胆实践,只有这样才能为四化多做贡献。我们很多干部,跟不上飞跃发展的形势,思想不解放,不是从主观上找原因,老是推给“四人帮”的破坏和流毒。这些思想,就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一样,牢牢地把我们一些同志的头脑给束缚住了,顾虑重重,左顾右盼,东揺西摆,裹足不前。

新疆的一些地、州,也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总结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对本地的工农业进行了初步改革。如在经营方针上,实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农工商结合,农林牧并举,在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建立经济作物基地;在劳动管理上,实行严格的定工定员制度,大力压缩非生产人员,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在分配上,实行基本工资加奖励的办法,这些经验都是在大讨论中产生的。由于思想解放了,思路大为开阔,在南疆的农村,甚至出现了包产到户和农村责任制的萌芽。总之,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确实推进了新疆当时正在进行着的各项工作,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了思想基础。

全力以赴把新疆经济搞上去

汪锋担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后,在奉中央指示大力开展揭批查运动的同时,努力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的各类机构的正常工作,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甚至含冤辞世的人员平反昭雪,落实各项政策,召开各种会议……各种琐屑的、具体的大事小事,一个接一个,纷至沓来,让他应接不暇。尽管百事缠身,但他总是认真办好每一件事。比如办公厅的同志几次向他汇报,说新疆驻北京办事处的房产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占用,交涉多次无果,希望汪书记亲自出面过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汪锋来疆前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知道此类事件甚多,难度很大。可设立办事处又是工作需要,他腾不出时间,于是就请夫人陈方出马,将他给李先念副总理的信送到北京。李先念在战争年代就熟悉汪锋,他亲切接待了陈方,并将汪锋信件亲笔批复给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去办,终于把这个拖了几年的难题给解决了。

还有一件事,也给身边的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1980年4月初,区党委办公厅收到了一封群众来信。是乌鲁木齐市商业局的一位干部写给汪锋“亲启”的,反映市区道路多年失修,路面损坏严重,致使冰雪融化时一些主要街道污水横流,行人无法通行,交通严重受阻。来信反映的问题也属合理,但是言辞尖刻。信的最后质问:这条“黄河”每年都危害群众,“四人帮”时不去提它了,你来三年有余了,难道还不打算解决一下吗?!

看到送信的工作人员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汪锋便笑着鼓励:有什么事就说出来,看能不能解决,天塌不下来嘛。

汪锋接过信函,很快地浏览了一下,眉头不由得皱了起来。秘书赶忙说,汪书记别生气,办公厅已经派人去调査了……

汪锋神色很快缓和了,对工作人员说,这封信写得好,虽然火气大了点。我们常说为全疆各族人民服务,可连眼皮底下这点事也没做好,看来我们是有点官僚了,难怪人家生气批评。他当即写了一封回信,表示诚恳接受批评。又派人走访写信人了解具体情况,进一步征求他对市政建设的意见。为了引起重视,他还将批评信印发给每位常委,并建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尽快解决这一问题。

在汪锋的敦促下,自治区政府把改进市政建设和市容管理当作改善党群关系的一件大事列入议事日程,同市上领导同志一起研究具体措施,通过在源头上修筑加固堤坝、疏通沟渠、清理垃圾和积雪,成立市区清洁队伍,在街区搞绿化,彻底解决了数年来一直困扰市民的春季街道淌水问題,并使市区的卫生、绿化环境得到极大地改善,受到市民的普遍赞誉。

尽管汪锋每天被这些事务包围着,但他一刻不忘的是新疆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发展。但凡能抽出时间,他就深入农村一线搞调査研究。如果说搞揭批林彪、“四人帮”,搞“第三个战役”是当时政治形势的要求,是必须做的。那么,发展经济,尽快把农业搞上去,则是他发自内心的愿望。他来新疆时,中央领导再三嘱托,要把新疆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搞上去。来到新疆后他才发现,十年“文化大革命”给新疆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甚至从1969年后,地大物博的新疆还要向内地请求紧急调粮。当时汪锋就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努力,千方百计把新疆的经济搞上去,首先解决好民生问题。

汪锋决定从最基础的、也是关系到各族人民吃饭问题的农业入手。1978年他与自治区主管经济和农业的司马义·艾买提、铁木尔·达瓦买提、宋致和、李嘉玉等同志商量,要清除“左”的思想,从新疆农村实际出发,调整农村政策,调动农牧民劳动生产积极性,他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认同。于是大家分别深入到南北疆的农村牧区进行调研。在获得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制订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若干问题的规定》,即“农村八条”,以自治区党委的名义于 1978年5月22日下发。《规定》着重提出实行定额管理,搞好评工记分,坚持多劳多得,要求各级组织稳定农村现行所有制,尊重生产队自主权,不得“平调”生产队的钱、粮、物和劳动力。并指出,社员的自留地、自留畜和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部分,不是资本主义尾巴。

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规定》的效能,汪锋在5月23日晩的电话会议上对《规定》出台的背景、意义、内容作了较为全面的阐释。他说:新疆这几年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人民生活困难,不少社队的社员口粮不足,劳动日值很低,有的一个工作日才一两分钱;有的辛辛苦苦劳动一年,分配时还要倒贴,甚至连最低限度的吃、穿、用都得不到保证,这个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认真地、迅速地加以解决。他强调这个《规定》就是要突出“多劳多得”分配原则,奖勤罚懒。各地在讨论和贯彻实行中,有什么好的经验或疑问,可向报社写信和投稿反映。

1978年8月4日,自治区党委又作出《关于发展畜牧业的方针和若干政策的规定(草案)》,即“牧区十二条”。重点提出正确贯彻发展畜牧业的方针,坚持牧区人民公社的现行体制,反对“一平二调”,减轻牧民负担,执行价格奖励政策,允许社员养自留畜。这两个文件下发后,纠正了极“左”思潮在农村政策上造成的混乱,受到广大农牧民的欢迎和拥护。农牧民生产热情高涨,干劲十足,农牧业生产开始恢复生机。1978年,新疆的农业生产总值10多年来第一次突破了1966年的发展水平,达到9.49 亿元;粮食、油料的总产量创下了历史最高水平。年末,主管农业的铁木尔·达瓦买提特意带领政府农口和农业厅的同志来向汪锋汇报。听着同志们兴高采烈的讲述,汪锋不住地微笑,不住地点头:一年的辛劳有了回报,老百姓可以吃饱饭了,再也不用伸手向国家要粮食了。

1978年7月,中央下发37号文件,要求检査解决农民负担过重,严重影响解放农村生产力、影响农牧业发展的问题。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千方百计消除农牧业发展障碍,也是汪锋常常思考的问题之一。接到文件,他立刻给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刘震打电话,商量召开常委会讨论贯彻落实事宜。7月11日,汪锋、刘震主持召开了区党委常委和各部委办的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学习文件精神,形成落实37号文件的意见。意见强调:各级党委要把中央指示作为镜子,照一照各行各业,看看自己过去为农业办了哪些好事,是不是真正执行了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检査自己曾经给农民增加了多少不合理的负担,有哪些表现形式、种类项目等。要一条一条地算算账,一项一项地研究解决的办法,然后上报。

意见下发后,汪锋随即召开电话会议发表讲话,要求各地采取具体措施,坚决刹住“上下左右向生产队伸手,四面八方挖生产队墙角”的恶劣现象。由于要求具体,可操作性强,切实解决了农牧民负担过重或不合理的问题,受到农村、牧区干部群众的普遍欢迎,为农牧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发展农业离不开水和化肥。但在新疆,水和化肥的基础都比较薄弱。为解决这个问题,汪锋主张地表水和地下水齐头并进,共同开发。从1978年到1980年,共修建水库79座,修建干渠250多公里,可增加灌溉面积320万亩;打成机电井2.5万多眼,平整土地730万亩。同时在缺水的草原打井820多眼,修建扬水站千余处,解决了灌溉和人畜饮水问题;在苦咸水、高砷、高氟区,采用长距离管道输水或安装降氟淡化设备等措施,解决了数十万农牧民饮水问题,为发展农牧业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化肥方面,除种植苜蓿、绿肥和广泛使用农家肥外,还注意在各地县搞小化肥厂。1978年4月,汪锋利用向来疆视察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汇报工作之机,向中央提出支援年产30万吨合成氨设备,修建新疆自己的大化肥厂,以及其他事项的请求。陈慕华对汪锋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视,向中央写了专题报告。1978年5月14日,中办秘书局周启才奉华国锋指示电告汪锋:陈慕华在新疆听了汪锋汇报,回京后给中央写了报告,华国锋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都圈阅了,你们要求中央解决的 5个问题,中央全部同意解决。电话还罗列了中央承诺解决的包括30万吨合成氨设备在内的5项具体事件及办理方式。

汪锋放下电话,心情格外兴奋。

1978年9月1日,华国锋一行结束了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访问后,来新疆视察工作。汪锋向华国锋汇报了自治区在经济建设方面的现状和设想,汇报了当年的粮食产量。他坦诚地说,粮食产量可能比我说的数字要多一些,我打了一点“埋伏”,为的是给老百姓多留一点,让大家吃饱肚子。华国锋点头微笑说:这不叫“埋伏”,叫留有余地。新疆各项工作均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再次坚定了汪锋把新疆经济搞好,把农业抓上去的决心。

1978年11月到12月,汪锋在北京开会,其间给区党委打了不少电话,有很多都与农业有关。有时,其他问题他都是当即在电话中作出答复,而遇到涉农问题,他总是反复思考,再作答复。11月上旬,自治区讨论高价粮油的购销办法,即用高于定价的办法买进部分粮油,再以高价卖出,但不计入定量之内。这在当时统购统销的年代,鼓励多生产者可以多赚钱,而有钱者可以享有多于定量的购买权,是趋于市场化的一种尝试。汪锋经过深思熟虑,认为与前述农村八条有一致性,是鼓励多劳多得、调剂市场

的办法,于是电告区党委:高价粮、高价油的办法可以实行,可以高进高出,使市场供应好一些。实行的时机,放在征购任务完成之后,哪个地区先完成征购任务,就先在那个地区实行。

汪锋多次要求:要关心农民疾苦,今后的粮食征购,要任务服从政策,口粮达不到标准的社队,免于征购;口粮分配要按劳动力和人口数量的顺序,这样既可体现按劳分配原则,也有利于倡导计划生育;并指示组织力量到农村就此问题展开调查。对贫困社队和贫困社员的欠款,暂时不要催促,要保证他们的生产生活;社队欠款已经收回的,可先放在生产队,以备生产生活急需;生产队完成征购任务之后的粮、油、肉,应该允许拿到市场去卖,对生产队和社员把自已的东西拿到市场上卖的,不要说成资本主义,扩大自由市场这是发展趋势。今后农民的自留地不计产量,想种什么听凭自已,不要干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自治区党委坚决贯彻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于1979年1月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会议提出,1979年第一季度还要集中力量抓一下运动,着重解决领导班子问题和处理历史遗留的重大问题,使“揭批査”运动善始善终。从1979年4月1日起,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79年2月12日,汪锋向中央汇报自治区党委的工作情况和今后的打算,邓小平听了很满意,赞许说:你们区党委的路线方针是正确的。1979年3月3日,汪锋在自治区党校第二期干部轮训班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强调:全区从4月开始,工作着重点和主要精力,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79年初,中共中央制定下发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汪锋读着文件,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他觉得文件说出了农民的心里话,也说出了他想说的话,只是还不够过瘾,要是步子再大一些,政策放得再宽一些就更好了。他迅速作出批示,要求组织学习讨论,因地制宜地制定出贯彻落实的实施意见。根据这两个文件精神,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革委会于 1979年5月24日联合制定下发了《关于农牧区若干政策的补充规定(试行草案)》,又称“农村牧区十四条”。《规定》除对关系到农牧民直接利益的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果园、林地和宅基地等符合新疆实际的内容加以规定外,着重推介了定额管理的生产管理方式。定额管理是一种先进的管理制度,在农业上,凡是能够制定定额的农活,都应该实行定额管理,按定额记分。无法制定定额的农活,可采用评工记分的方法。也可以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劳动力统一使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统一分配的前提下,实行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的“几定一奖罚”的生产责任制。牧业方面,对畜群或畜群作业组可实行定劳力、定成畜保活、定幼畜繁殖成活、定畜产品、定报酬的超产奖励、减产受罚的制度;对蔬菜、园艺、工副业等,可以实行“几定一奖罚”,也可以实行包产量(产值)、包成本、超产分红、减产受罚的管理制度。

新疆出台的这个文件,既是对此前出台的两个关于农村牧区文件的补充完善,也是对中央文件精神因地制宜的落实。它鼓励农牧区建立和实行形式多样的生产责任制,在特定情况下发掘农牧民的生产潜能,有效调动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从此,全疆普遍开始实行农业“五定一奖”,牧业“包群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把新疆的定额管理包工责任制向联产责任制推进了一大步。为了从不同方面调动农牧民的积极性,经过讨论,区党委通过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向全疆发出了《关于开放集市贸易的通知》和《关于国营牧场、农村社队在城市和交通沿线开设商业、饮食网点的通知》。汪锋在有关会议和一些讲话中反复强调:放开集市贸易,是党在农村的一个长期政策,任何人不得胡乱干涉。由于这些政策规定以及他的讲话打破了“左”的禁锢,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因此,这一年新疆的农村市场发展很快,到 1979年底,农村集市达355个,成交额达1.68亿元,呈现出不断活跃的趋势,并逐步向城市发展蔓延。

两个文件出台后,自治区党委常委司马益·牙生诺夫前往南疆检查落实中央两个文件执行情况后在专题报告中说,执行汪书记讲话精神的县给每家划3分地养奶牛,效果很好,不少人家把压箱底的东西卖了买奶牛,积极性非常高。但有的县没有这样做,还在等文件。对于南疆农民,一家有一头奶牛是件大事,可以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所以他建议自治区党委根据汪书记的讲话精神,制定一个普遍划拨饲料地的文件,有条件的地方,可划拨4到5分地;并且,每年有计划地从北疆向南疆调拨一批奶牛,列入计划,自治区党委采纳了他的意见。为进一步调动群众家庭养殖的积极性,1980年7月,自治区又出台了一项决定:免征社员自养牲畜的交易税和屠宰税。

与此同时,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政策,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和部分农产品的价格,减免了社队企业的税收并提高了农业税的起征点。如粮食价格平均提价22%以上,油料、油脂价格提高25%;超购粮食加价由30%提高到50%;肉类、禽蛋蔬菜也都提高了价格。同时,为不降低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对城镇居民增加了补贴。

在汪锋的带动下,自治区党委一班人积极工作、群策群力,推动了新疆农业平稳健康发展,很快就摘掉了吃内调粮的帽子。从“文化大革命”到1977年以前,新疆年产粮食都在65亿斤以下,最低时不到50亿斤。此后逐年上升:1977年为65亿斤,1978年为74亿斤;1979年在减少50万亩粮食耕地用于种植油料、棉花、甜菜、瓜果、蔬菜等经济作物之后,粮食总产达到近80亿斤,比1977年增收15亿多斤;1980年,在比上年再减250万亩用于种植经济作物的情况下,粮食总产仍达到76亿斤。邓小平对新疆这一段着重抓农牧业的做法很满意,在1979年2月一次与汪锋的谈话中说:你们新疆区党委的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做了大量工作,达到了既认真解决问题又稳定大局。特别是把粮食抓上去了,你们抓粮食,一年增加7亿多斤,抓牧业的措施增加了牲畜头数,都是正确的。这正是你们区党委站得住脚的很重要的一条。你们的工作是甩的开手的,这些中央是满意的。胡耀邦也说,我同意小平同志对新疆的看法;区党委工作抓得紧,甩得开。总的印象,新疆的工作是好的。

1980年,自治区党委开始在全疆范围内推广联产责任制。当时,喀什的一些县搞了口粮田加责任田,包产到户。有些人指责他们是“搞单干”,反对得很厉害。汪锋了解情况后说:那样搞并没有把土地分给个人,是对的,应该搞。昌吉州阜康的包产到户也搞得比较早,有人把状告到州委书记赵予征那里。赵予征专门去了解情况,认为很好,就向汪锋作了汇报。汪锋认真听后说:这是好事,应该支持。可以说,汪锋的态度为新疆农村最初的改革打了气,撑了腰。

汪锋狠抓经济的措施促进了新疆农业的发展,但因自然条件的限制,北疆明显好于南疆。1980年3月,自治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尽快发展喀什、和田、克孜勒苏三地州农牧业生产,改变南疆贫穷落后的问题。随后,又成立南疆工作组,由李嘉玉任组长,司马益·牙生诺夫、何德尔拜为副组长,协调南疆工作,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全面扶持南疆三地州发展经济。

为全面掌握情况,汪锋要求常委和政府的同志们有时间多到基层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老百姓在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汪锋自己也先后到南北疆农牧区的田间地头了解情况。调査中发现,农牧民对责任制的积极性比预想的高,甚至比干部们还高,有的地方不仅搞了联产责任制,甚至搞起了“包干到户”“包产到户”。越是穷的地方积极性越高,南疆比北疆走得更快。全疆实行联产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占到86.2%,北疆占71.6%,南疆占90.2%。南疆的一些社队,在政府没有推行责任制之前,就开始搞包产到户。如岳普湖县的阿其克公社,本是全县自然条件最差、最穷的一个公社。1979年,公社领导不顾县四级干部会议不允许分田单干的禁令,秘密在全公社13个大队的12个大队中实行分田到户,结果获得了好收成,成了新疆的“小岗村”。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受到的不是鼓励而是批评,甚至地区专门派了一位专员坐镇督促收回分出的土地。后来汪锋赴南疆调研后,他们搞包产到户的经验才得以在全疆推广。

汪锋在调研中,总是热情地宣传党的农村政策,宣讲自治区党委对农村牧区鲜明的扶持态度,积极推广“五定一奖”和“大包干”,支持“包产到户”,鼓励各族干部群众努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对一些地区和县上的领导说:今后再不能干并村砍树、割资本主义尾巴、用专政办法办农业等伤害群众利益的事了,要放开手脚让社员劳动致富。  

1980年 4月,汪锋和司马义·艾买提、军区司令员肖全夫一同参加了和田地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汪锋在会上发表讲话,他以深入浅出的道理和生动鲜活的事例,说明只要对群众有利的事情,就要坚持。

汪锋还向和田的干部们介绍了自治区党委关于适度向南疆倾斜,在政策和财力上支持南疆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决定。继1979年自治区党委、政府作出《加速发展南疆三地州农牧业生产的决定》之后,从今年开始,自治区将把60%的扶贫资金、32%的水利资金、小型水利补助费、发展资金用于和田、克州、喀什三地州,支持三地州农牧业的发展。汪锋这个讲话思想解放,很有导向性,大家听了很受鼓舞。

在喀什的调研中,汪锋着重讲了多种经营问题。他认为,喀什是发展多种经营的好地方,要鼓励群众多养牛羊,发展林果业。为此,要给农民划拨饲料地和林果地。说到这里,汪锋提到了克州原书记赵子和,15年前,他给群众每户分了5分地的果园,现在每个园子都可以收入一两千块,老百姓到现在还非常怀念他。我们的干部都应该这样,心里装着百姓,多给老百姓做些有益的事。

汪锋是全国较早鼓励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公开鼓励农牧民发家致富的省级领导。他大力宣传党的富民政策的做法不仅在新疆产生了积极影响,甚至引起全国乃至海外的关注。《人民日报》专题介绍了他在新疆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他接受批评,改进乌鲁木齐的市政;第二件是全力推行“富民政策”。

汪锋之所以热心推行农村改革政策自然不是为了报纸上的“知名度”,而是为了高速度地发展农业,改善各族人民的衣食住行。为进一步推动新疆农业的均衡发展,解决广大农牧民的生产生活问题,1980年11月,自治区党委召开自治区农村工作会议。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汪锋、司马义·艾买提在会上讲话,主管农业的铁木尔·达瓦买提作总结讲话。经过讨论,会议形成了《关于当前农牧区经济政策的若干试行规定》,就生产责任制的形式、生产队的自主权、社员家庭副业、粮食分配等问题提出了更为切实有效、更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措施。《规定》强调:在贫穷或边远的地方和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简称“三靠队”),允许包产到户、包干到户。1981年6月,自治区党委批转的自治区农委党组《关于农牧区经济政策的几项意见的报告》中,明确要求各地从实际出发,根据群众意愿选择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口粮田加责任田不一定仅局限在“三靠队”实施。这就为联产责任制的进一步完善和多样化,为农业生产现状的改变提供了更大空间。

汪锋在全力抓农业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工商业及其他事业的发展,而是按照当时新疆区党委制定的农、轻、重的顺序,循序渐进,分清轻重缓急,抓粮食、抓钢铁、抓市场供应。由于下大力气抓经济,新疆的国民经济在第5个五年计划时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全区生产总值达到532441亿元,比“四五”计划时期增长89.35%,平均年增长17.87%。同时大力支持国家对塔里木地区的油气勘探,1981年初打出了3口高产油气井,预示了塔里木石油开发的广阔前景。

(本文摘编自《汪锋传》,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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