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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罗志烈士

日期:2016-12-22   文章来源:《新疆党史》  付红红

我是一名被烈士遗孀收养的孩子,养母把她全部的爱都给了我。在我成长的日子里,养母杜秀贞给我讲了不少有关她的前夫罗志烈士的事情。她希望我不但要了解,而且还要把罗志烈士的精神传承下去。

2014年8月,为了纪念罗志等五位烈士牺牲65周年,新疆召开座谈会并出版了《奔向新中国的黎明》纪念画册,当我拿到这本画册时,触景生情,养母的话又在我耳边响起……在我的记忆中,儿时家中的墙上有一个大大的镜框,里面摆满了照片。养母指着其中一张照片对我说:他叫罗志,是毛主席题词的烈士,也是我的第一个丈夫。

罗志1918年(编者注:应为1913年)出生,原名罗长生,祖籍广东高明。他幼年时父母双亡,后来随叔父到了东北,将叔婶称为父母。日本人侵略东北三省,烧杀抢劫,欺辱中国百姓,学校被迫停课,他的两个堂姐(叔婶的女儿)在战乱中失踪。为了给姐姐报仇,罗志参加了吉林抗日自卫军,在苏炳文将军的部队里加入学兵连,并改名罗志。他随部队英勇杀敌,终因弹尽粮绝,随部队退入苏联境内,几经碾转最终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我学习成绩不好时,养母常教育我说:罗志当年求学,品学兼优,写的一手好字,后来留学苏联。回国后在新疆学院学习并留校任教,在中共党人俞秀松、林基路等人影响和教育下宣传抗日,发动群众,为前线募捐。罗志兴趣广泛,爱打篮球和排球,在学校歌舞晚会上也常助兴表演。他参加了“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宣传马列主义,追求真理,树立共产主义理想,成为一名革命者。

有一次,养母拿出她和罗志的结婚照,说起她们的往事:1926年养母出生在新疆焉耆,她有着少数民族血统,父亲是汉族人,姓杜。养母从小能说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和汉语。16岁那年,隔壁一个老太太给她介绍了一个男朋友,就是罗志,曾在苏联留学,当时在焉耆警察局上班。养母看他是从苏联回来的,很有学问,就交往了起来。罗志很活跃,给养母讲苏联的风土人情,用俄语唱苏联歌曲,还会演奏吉他,跳俄罗斯舞蹈。罗志教她简单的俄语,她教罗志维吾尔语,关系越来越亲近。后来两人于1943年5月(编者注:应为1944年2月)结婚。但是,好景不长。一天,罗志迟迟没有回家,养母左等右等不见他回来,于是四处去打听,却一无所获。后来得知罗志被捕入狱的消息。盛世才下台后,1944年11月(编者注:应为1945年春)的一天夜里,突然有人敲门,养母开门一看,是罗志,她惊喜若狂。看着罗志憔悴消瘦的面孔,浑身的伤痕,养母心痛万分。罗志对她说:“在狱中一直思念担心着你,我随时有被再逮捕和牺牲的可能,你应该有思想准备。”

为了寻找组织,继续战斗,罗志带着养母去了迪化。罗志一边在电厂上班,一边四处找寻狱友和革命战友。半年后,罗志和朋友在迪化南梁合开了一家杂货店,这里就成了他们聚会的地点。

听着养母的讲述,我心目中逐渐描绘出了罗志的形象——个经得住监狱酷刑,不屈不饶的英雄。

一次,养母从皮箱里拿出来一个大包裹,里面有几个小包裹,其中一个小包裹里有一个小手绢,包着一枚很旧的铜章。我惊奇地问:“妈妈,大包小包的就包着这么一个东西吗?”养母说:“罗志当年是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负责人之一,我是1946年经他介绍加入的。”

有一天下大雪,寒风刺骨,罗志他们开会的时间很长,养母站在外面站岗放哨,手脚冻得冰凉。会议结束后,罗志帮她倒来热水,边洗边心痛地对她说:“你辛苦了!”会议结束后,罗志教养母如何把文件和传单保管起来,重要的文件还要藏在棉大衣或棉被的棉絮夹层中。转送文件和传单时,罗志让养母按他所说的接头暗号,在指定的地点交给战友王铁生等人。天快黑时,养母就熬一锅面糊糊当胶水,半夜,罗志代领其他同志去散发、粘贴传单,养母就负责看家。如果到指定的时间战友们没回来,她就必须马上销毁家中的传单。

1946年6月,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找到前来迪化上任的省联合政府委员兼副秘书长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商量合并事宜。后来,罗志经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引荐到新疆中苏文化协会工作。罗志与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经常互相走动,两家人很快成为很要好的朋友。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精通汉语,养母和他经常用维吾尔语和汉语同时交流,罗志有时开玩笑地说:你们两个很投缘嘛!

1947年2月,从南京参加“国民大会”回来的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向大家介绍了在南京梅园新村拜见董必武、聆听延安指示的详细经过。之后,他们将三区的“人民革命党”和七区的“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合并为“民主革命党”,罗志当选为中央委员。5月,由于国民党政府任命麦斯武德·沙比尔为新疆省联合政府主席,导致省联合政府彻底破裂。“民主革命党”决定将中央委员会撤往伊宁,同时组建“民主革命党”迪化区委员会,罗志任书记。

留在迪化坚持斗争的罗志积极发展成员、开展工作,一方面秘密散发由伊宁运到迪化的“民主革命党”机关报《民主报》和传单,另一方面积极营救禹占林等入狱的同志,同时继续出版《战斗》期刊。罗志和养母的家成为“战斗社”的联络点。罗志亲自刻印、散发传单,养母的任务是站岗放哨。《战斗》刊登转载中共领导人的重要文章,还向新疆各族各界人士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主张。罗志也以“庚克”的笔名在《战斗》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

1949年8月20日,罗志接到通知,邀请他与三区领导人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等人去北平(今北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为掩人耳目,养母和罗志一起,没有带任何行李,秘密出发前往伊宁。他们先假装去看电影,然后从电影院后门溜出来,赶到中苏文化协会后院,坐上安排在那里等候的汽车,到达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又换了一辆车,直奔飞机场。机场负责人领着他们绕过安检,登上飞机并暂时躲藏起来,等飞机起飞后才回到客舱座位上。罗志和养母于8月22日秘密到达伊宁,直接住进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家。两家人重逢,有说不完的话。第二天,罗志向中共中央联络员邓力群汇报了迪化的军事、政治以及“战斗社”等情况。临行前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对养母说:“我们走了,你就继续住在我家里,等着我们带好消息回来。”罗志与养母告别说:“在阿巴索夫家安心住着,等我回来一起回迪化。你要照顾好自己。将来有机会也带你去内地。”

1949年8月27日,罗志等人乘坐的苏联飞机途经苏联伊尔库茨克外贝加尔湖地区上空时不幸失事。当养母回到迪化时,“战斗社”的同志们来看她、安慰她。《战斗》期刊上也发表了悼文。

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给养母颁发了一枚“解放西北纪念章”,还给“战斗社”颁发了“人民功臣奖章”。这是对“战斗社”在新疆和平解放中所做工作的充分肯定。

我真正理解了为什么小铜章是养母的宝贝。养母不仅是罗志的妻子,还是他的同志、战友,是“战斗社”的一员。

养母是个善良勤劳、充满爱心和思想崇高的女性。罗志牺牲后,组织上给养母一笔钱,被她婉言谢绝。她主动给罗志家乡的亲人寄钱、罗志遗物和刊登有纪念罗志文章的《新疆日报》。她说:“我是罗志的妻子,广东高明家乡的儿媳,应该让他们知道罗志不幸失事的消息。”

1978年我8岁时,第一次随养母去伊犁给罗志扫墓,见到了由毛主席题写碑文的烈士纪念碑和罗志烈士墓。1983年9月养母还带着我参加了自治区举行的纪念活动。

1984年,养母到和田民政局领到了补发的革命烈士证书,嘱咐我说:“红红,你以后要保管好这些资料和物品。我嫁给罗志以后,他对我很好。我没有给他留后,后半生的精力都放在了你的身上。你是我的寄托和期望。妈妈对你别无他求,只求你答应我,罗志的东西不烧、不丢、不损坏,并保存下去。以后,我总有老的那一天,你要代替我经常去给罗志扫墓,悼念他。一定不要忘记。”从那年起,我真正意识到了养母的心思。

1986年养母病故,我瞬间长大了许多。后来,每次往返于新疆和田与内地之间,我总是怀着对罗志烈士和养母的无限思念,来到伊宁烈士陵园。站在罗志烈士墓前,我说:“罗志烈士,带着对您的敬仰和崇拜,带着养母对我的重托和遗愿,叩立在您的墓前,悼念和怀念您,让养母在天之灵得以安息,让您的精神永传万代。”

现在,我也像养母教育我一样,教育着我的女儿,她4岁起就和我一起去伊宁悼念罗志烈士。

一路走来,我看到了伊宁烈士陵园的发展变化。我感谢政府、民政部门、烈士陵园历任领导和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看到每年清明节有很多的学生悼念和缅怀烈士,我感到很欣慰。

在与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老师们的沟通中,我也更多地了解了这段历史和老前辈们的战斗历程,知道了更多新疆红色历史知识。

我真心地希望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倡的“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使烈士精神代代相传,让更多地人从中受到启迪和教育,为伟大“中国梦”的早日实现、为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更多贡献。

(作者系罗志烈士遗孀杜秀贞养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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