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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茂与新疆民族团结

日期:2019-05-31
来源:刘向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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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王恩茂(1913年5月-2001年4月),江西省永新县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军队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南疆军区政治委员,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兼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新疆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曾任第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八届、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一届、五届、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1913年5月,王恩茂出生在江西省永新县禾川镇的一个普通农民家里。因自幼天资聪颖,又有哥哥们的照应,因此在家中颇受宠爱。刚刚7岁,他就被送进新式学堂读书,后来在舅舅的资助下,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禾川中学,在家人的呵护下读完了中学。这在当时的农村,已经是高学历了。因为读书期间阅读了一些革命书籍,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点燃了王恩茂少年时期追求真理、正义的理想之灯。1928年,年仅15岁的王恩茂参加了革命工作。在革命战争年代,他追随中国共产党南征北战。由于他当时文化基础较好,又善于学习,对党的政策方针理解比较深入透彻,经过革命战争的千锤百炼,逐渐成长为一名人民军队中的复合型人才。

1949年10月,王恩茂以二军政委身份和王震一同率军进疆到喀什,由他主持地域辽阔且纷繁复杂的南疆政治军事工作。在随即开展的建党建政、恢复生产、减租反霸、改造起义部队等各项工作中,脚踏实地,有条不紊,为南疆人民做了大量工作,初步稳定了南疆的政治社会局面。1952年5月,新疆二届党代会召开后,王恩茂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走上主政新疆的领导岗位。从此,他主持新疆土地改革、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组建生产建设兵团,自下而上建立新疆各级民族自治领导机构,长期主持新疆党政军和生产建设兵团工作,为新疆的开发建设、社会进步与繁荣发展建立了不朽功勋,深受新疆各族人民的爱戴。

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为早日完成进军新疆的任务,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兵团开始向新疆进发,数路大军,齐头并进。10月20日,乘坐飞机或战车的先头部队抵达新疆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徒步进军的二、六军主力部队于 1950年1月20日前,分别进驻新疆各地,把红旗插遍天山南北。

王恩茂与军长郭鹏率领的一兵团二军,原是王震三五九旅的老班底,一向以能吃苦、善打硬仗著称。早在进疆途中,部队就已经了解了新疆的大体情况:一座延绵2500公里的天山从东向西把新疆分为南北疆两大部分,南部大都是浩瀚的沙漠,只在山脚的冲积扇、河谷地带和沙漠边缘,才有成片的绿洲供人们开垦耕耘,而北疆的条件则好得多。王震为照顾进军新疆前才新编入一兵团的六军,就把自己的老部队——即由王恩茂、郭鹏率领的二军部署在南疆各地和阿勒泰、博乐、温泉等北疆边远地区,而把六军留在了首府迪化和周边地区。

从1949年10月始,一兵团第二军以徒步方式进军南疆,不到两个月时间就进驻焉耆、巴楚、伽师、岳普湖、喀什、阿克苏、和田等地。王恩茂与郭鹏让所属五师、六师分别驻守在阿克苏、库尔勒和喀什等地,自率军指、军直和四师部队,于1949年12月来到塔里木西部边缘地区,把指挥部设在南疆重镇喀什。刚到达目的地,就得到报告,潜伏在和田地区的一伙民族分裂分子正策动叛乱。王恩茂、郭鹏等二军领导运筹帷幄,立即命令五师十五团奉命从阿克苏向和田紧急进军,这支部队昼夜兼程15个日夜,行程750公里,穿越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如“神兵”一般降临和田,迅速稳定了和田社会秩序,对整个南疆的稳定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久,王恩茂与郭鹏、左齐、杨秀山等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奉命率民族军一部和工作团由北疆赶来的伊敏诺夫、赛甫拉也夫等同志。经过协商,他们携起手来,根据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和新疆军区的安排,着手开展建党建政、组建南疆区党委及喀什行署(南疆行署)、喀什军区(南疆军区)等工作。王恩茂先后担任南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南疆军区党委书记、政委等职务。

南疆的党政军等领导机构一经组建,王恩茂即根据新疆分局和王震将军的要求,和赛普拉也夫、伊敏诺夫一道,陆续开展部队大生产运动,同时,南疆各地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减租反霸、社会改革等各项工作也随之依次展开。

王恩茂一边组织开展工作,一边了解社会情况,以便掌握主动权,为下一步工作做准备。遇到不清楚的问题,就和当地少数民族干部一同商量研究。为了能更深入地了解社会、了解群众,他到达喀什后就开始主动学习维吾尔语,后来又把学习维吾尔语当做一项制度在广大汉族干部中推行。倡导民汉干部学习双语,这种学习习惯王恩茂一直坚持着,他担任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时,仍然在办公室挂个小黑板,每天坚持学习,他很快就能与少数民族同志直接交流。

1950年5月16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新疆第一届党代会召开,王恩茂代表南疆区党委在新疆分局会议上作了《关于南疆的社会和工作情况》的汇报,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当时的南疆是新疆农业生产最集中的地区,虽然也有牧业区,但新疆的主要农业人口都集中在这一地区。因此,这里也是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工作量最大、情况最为复杂的地域。由于王恩茂坚定地执行党的慎重稳进的方针,在宗教问题和打击面问题上因地制宜、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对部分牧区采取不分不斗,不划阶级成分的办法,积极开展牧区工作,得到了广大农牧民包括广大宗教人士的热烈拥护,使南疆各项工作顺利完成,为后续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建立平等和谐新型民族关系

1952年8月,王恩茂接替王震,担任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政委,开始全面主持新疆工作。当时,新疆的土地改革和牧区工作已经逐步推开,王恩茂严格遵循新疆二次党代会的精神开展工作,慎重稳进,有条不紊,力争把工作一次做到位,不反复、不折腾。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各项工作的开展、各项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支持。只有通过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这个桥梁,才能广泛动员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努力生产,全面地进行开发和建设,把新疆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当时,新疆干部数量少,根本不能满足工作需要,尤其是少数民族干部更是缺乏。为此,王恩茂主持分局工作后,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当作全疆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铁木尔·达瓦买提原是托克逊县土改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因为对党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工作表现非常突出,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的热情也很高,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已经脱颖而出,成为一名优秀的基层干部。为了重点培养他,王恩茂亲赴托克逊县,到铁木尔·达瓦买提工作的农村实地考察,了解铁木尔·达瓦买提的综合情况。不久,年仅27岁的铁木尔·达瓦买提同志就被提拔到托克逊县县长的岗位。

1964年,铁木尔·达瓦买提走上了自治区副主席的领导岗位。时隔多年,已经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铁木尔·达瓦买提说起王恩茂,仍心存感激,称王恩茂是他的伯乐、导师和引路人。在南疆与王恩茂结识一起工作、后来担任自治区重要领导职务的伊敏诺夫、司马益·牙生诺夫等一批领导人将王恩茂视为兄长和良师益友,保持终生友谊。

在地方是这样,在军队也是这样。王恩茂担任新疆军区政委和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后,从新疆部队建设的实际出发,一直为培养和造就一支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尽心尽力。1953年,在王恩茂的具体指导下,陆续从人民解放军五军(前身为民族军)选调了一批师以上民族干部到军事学院、中央高级党校新疆班、中央民族学院学习,有的干部还被派到苏联留学。除此之外,新疆军区还选送一批年轻有为的民族干部战士到内地学文化、学科学、学技术,使得新疆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日益壮大,结构不断完善,素质不断提高。

实践证明,无论是地方还是军队,这支汲取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在阳光雨露下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为新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经过认真筹备和细致艰苦工作,新疆的各级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建立,自下而上,全部完成,新疆的革命建设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为了更好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自治区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储备人才,1955年,王恩茂向中央写了专题报告,建议中央党校专门开办新疆民族班,获得了中央批准,为新疆少数民族干部积累知识、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以更好的修养服务新疆开辟了一条通道。之后,自治区自上而下,层层学习培训,凡县级以上的少数民族干部都被分批选派赴中央党校学习进修。后来,王恩茂又建议在中央党校开设学制建制的民族干部理论学习班。一些部委所属院校、中央团校等也陆续开设了新疆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从不同学科、不同门类为新疆培养对口专业人才和后备干部。多年之后,这些院校为新疆各条战线培养和输送了大量人才,许多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先后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和专业岗位,成为新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栋梁之才。

王恩茂不仅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成长,也非常关心他们的生活。如60年代任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的阿不都拉·扎克洛夫因病在北京治疗,按要求可以派秘书照顾,但阿不都拉·扎克洛夫为节约经费坚决拒绝了。后来,因为他的病情确实需要有人照顾,自治区人民政府就通过阿不都拉·扎克洛夫妻子的单位,以单位名义派他妻子去北京照顾。阿不都拉·扎克洛夫病愈回来后,有人指责他带老婆去北京疗养,费用超标准。王恩茂得知情况后,立即让组织说明情况:阿不都拉·扎克洛夫爱人系代替秘书照顾,这是组织上安排的,从而消解了个别领导的误会。阿不都拉·扎克洛夫知情后,也深深感慨:“王书记总是这样细致入微地关心干部,和他在一起工作踏实、放心。”

王恩茂深知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和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从南疆工作时起,他就特别强调民族平等,重视民族团结。1951年5月5日,王恩茂在一次喀什地区党政军民干部大会讲话中强调:“旧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泒统治的中国的民族关系是民族压迫、敌视、仇杀、斗争,但是这种民族关系已经随着国民党反动泒统治的灭亡而结束了,现在已经是新的中国而不是旧的中国了。新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关系,与旧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泒统治的中国的民族关系是根本不同的,新中国的民族关系是民族平等、友爱、互助、团结,这种新的民族关系已经随着新的中国诞生而实现了。”

坚决打击分裂分子破坏活动

1953年6月8月,王恩茂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扩大会议上总结发言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内民族关系起了根本的变化,即结束了历史上的民族压迫,实现了民族平等,各民族的团结、友爱正在空前未有地日益发展中。”

但是,也有极少数人,他们原本就是一些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是“双泛”势力的残渣余孽,如默罕默德·伊敏和艾沙等人,他们对共产党充满着仇恨。为了继续他们在新疆的分裂活动,在解放前夕出逃前,特意安排一些骨干分子,以不同身份伪装潜伏下来,伺机进行分裂或破坏活动。1954年末,反动分子阿不都·依米提以为时机成熟,纠集一批潜藏下来的宗教头目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军政头目、保甲长和恶霸地主,挑唆煽动。从1954年12月31日起,分别在墨玉、洛浦、和田等县发动反革命暴乱。

暴乱发生后,王恩茂当即作出决策,依靠人民群众,果断平息了暴乱。但是,侥幸脱逃的阿不都·依米提仍不甘心失败,一边逃匿,一边继续组织煽惑暴乱。从 1954年末,先后在和田地区发动制造阴谋暴动10起,危害较大的有 1954年12月31日有阿不都·依米提和骨干成员帕提丁指挥的攻打和田砖瓦厂劳改大队的反革命暴乱;1956年3月9日攻打墨玉县农三团的反革命暴乱;1956年5月4日攻打洛浦县四区政府的反革命暴乱;1957年4月15日发生在墨玉县一区的海里其汗反革命暴乱。这几次反革命暴乱,均以宗教为幌子,将不明真相的群众煽动起来,裹胁进去。暴乱过程中,先后有十数名战士干部被暴乱分子残忍杀害。

为彻底打破和田分裂分子的反动宣传,揪出幕后策划者,王恩茂要求自治区公安部门,紧紧依靠各族人民群众,揭露敌人阴谋,加大侦破力度。在各族人民群众的协助举报下,阿不都·依米提终于无处藏身,被逮捕归案。经过几年的宣传教育和不懈追捕,分裂分子得到了应有处罚,人民群众也在历次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中擦亮了眼睛,对民族分裂主义的罪行危害有了切身体会,对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有了正确的认识。1958年4月28日,在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报告中,王恩茂分析了新疆一小撮民族分裂分子的目光短视:这种人“没有看到解放后民族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旧的民族关系已经破除,新的民族关系已经建立,民族压迫已经消灭,民族平等已经实现,各民族的友好、互助和团结正在日益增强。”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一切破坏活动是不得人心的,注定必然要失败的。

在这次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中,王恩茂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严格掌握斗争界限,他说:“宗教界还可能有某些人发生违法活动,还有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他特别强调:“必须注意将违法和非法宗教活动区分,注意将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和盲目跟随反革命分子的信众区分开来。前者要坚决打击,后者坚持团结教育的方针”。同时王恩茂还认真总结了这次斗争的经验教训,指出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为今后工作开展指明了方向。他的这种斗争策略,孤立了敌人,打击了敌人,教育了干部群众,赢得了新疆各族人民爱戴,也使新疆真正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

在全国最困难的1960年到1962年,新疆先后调出粮食3万多吨支援国家,并向遭遇灾害严重缺粮甘肃、宁夏等省区支援粮食1亿多斤和一批救灾物资,同时还接纳了为生计所迫进入新疆的自流人员89万人,安置了80万名支边青壮年,减轻了国家压力。对此,习仲勋同志在1984年视察新疆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这是新疆一段光荣的历史,将来写历史时这些都要写上。”

1962年4月到5月,由于苏联当局利用领事馆和苏侨协会等组织进行煽惑、组织,加上国内一些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暗中配合,新疆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伊塔边民外逃”事件和伊宁“5·29”围攻伊犁州党委、政府的反革命暴乱事件,有5.6万边民非法越境去了苏联。自治区党委及时将有关情况向党中央和西北局作了报告。遵循中央指示,自治区党委迅速采取措施,加强边境防卫力量,派出干部组成工作组到伊犁协助工作,充分发挥少数民族领导干部熟悉本地情况,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优势特点,紧密依靠各级干部和人民群众,制止了事态的继续发展。采取坚决措施,平息了“5·29”反革命暴乱。随后又按照中央部署,对事件善后工作作了妥善处理。

在此后一段时间里,王恩茂根据新疆实际情况,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一方面结合社教运动认真开展“三个一”①的教育活动,一方面按照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在新疆,第一,要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的指示,迅速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工农业生产,大力开展经济建设,较快地恢复了国民经济,一步步挽回了由于大跃进浮夸风、瞎指挥造成的损失,走出了经济困境。到1964年,新疆已基本完成了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1965年,新疆超额完成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王恩茂一直在为探索适合新疆建设发展的路子而进行着认真的思考。为此,他长期深入农村蹲点,与各族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农民的真实生活状况和真实思想。结合新疆实际情况,王恩茂开创性地提出了“兵团方向、公社特点、全面规划、逐步实现”的建设方针,其主要内容包括:一、为适应集体生产和新式马拉农具的需要,进行土地的平整和连片;二、进行灌溉渠系的规划、调整修建和改造;三、进行道路规划、修建和改造;四、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按照规划进行房屋建设,改善农村社员居住条件;五、进行林带、果园的规划和培植。根据这个建设方针,王恩茂 1964 年在麦盖提县考察时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达到“五好”,即一要有好条田,二要有好水渠,三要有好道路,四要有好林带,五要有好村庄(好居民点)。这就是“五好”建设的最初提法。不久,自治区党委向各地下达了建设农村“五好”的通知。新疆的人均土地多、面积大,总体平整,因此上述农村“五好”建设的内容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农村“五好”建设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向性问题,它是建设稳定的高产农田的根本措施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条件,不仅符合新疆发展生产的长远利益和当前需要,也符合各族农民的迫切要求。以“好条田、好渠道、好道路、好林带、好居民点”为标准建设新农村,大大促进了自治区以水利建设为中心、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为基本内容的农业基本建设步伐,加快了自治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改善农民生活生产环境,普遍提高了农民收入,改善了群众生活。不仅为发展新疆农业生产水平注入了活力,也为新疆以农业为基础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自治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的艰苦努力和团结奋战,到1965年自治区成立十周年之际,自治区农业生产总值12亿元,比1957年增长98%,粮食261.74万吨,棉花7.95万吨,分别是1962年的1.58倍和3倍。畜牧业连续十年稳步增长,牲畜存栏数达2706.32万头比1962年增加569.5万头。全区的土地播种面积4747万亩,比1957年增加1818万亩。在此基础上,1966年的工农业生产更上一层楼,这一年自治区完成社会总产值46.19亿元,比上年增长12.34%;其中农业总产值完成13.15亿元,粮食产量达66.47亿斤增长创历史最好水平;牧业总产值2.98亿元,生出年末存栏数为2568万头;工业总产值15.48亿元,年增长速度为25.11%,超额完成计划20%。国民收入24.1亿元 ,比上年 增长11.4%。由于生产的迅速发展,流通也随之扩大,亏损减少,使自治区财政收入大于支出,达1500万元,这样的发展速度在新疆历史上并不多见。

与新疆各族人民结下深厚情谊

王恩茂长期在新疆工作生活,他的足迹踏遍了新疆的山山水水。他熟悉这里的人民,群众也熟悉他。原来在自治区党委大院工作过的干部职工都记得这样的情节:王恩茂每逢上班,小车一进大院门,他就从车上走下来,步行走到办公室。遇到上班的干部,无论认识不认识,他都会主动打招呼问好,聊上几句,问问所在部门或个人生活情况。做工间操时也是如此。

因为王恩茂平易近人,无论是汉族干部或少数民族干部,有什么事都愿意跟他说,他也愿意听,遇到干部有困难,尤其是少数民族干部有困难,他都根据情况,真心给予帮助。1958年3月,正在参加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的蒙古族干部格尔夏忽然接到通知,组织上派他到中央党校学习,为期两年。因为学习时间长,他未婚妻的父母要求他与女儿完婚后再去。格尔夏没有理由拒绝,可当时他在博尔塔拉工作,在乌鲁木齐举行婚礼颇为困难。正在为难之际,自治区党委管理处的处长找到他:“婚礼由管理处替你筹办,你和新娘子商量定时间就行了。”结果,婚礼办的很隆重,大会餐厅成了他们的婚礼典礼处,王恩茂和参会领导都参加了婚礼,王恩茂还亲自向这对新人表达了祝福。事后,格尔夏才知道,是王恩茂亲自指示让管理处的同志为他们操办布置了婚宴仪式,让他终身难忘。

曾担任自治区政协主席的贾那布尔回忆说:1960年到1965年,他和一批新疆少数民族干部被派到中央党校理论班学习。那段时间,王恩茂每逢到北京出差,都要去学校看望新疆学员。当时恰逢全国经济困难时期,了解到当时北京物资供应紧张,为了照顾少数民族干部的生活习惯,他亲自安排,从新疆调运了两车活羊,放养在北京,使少数民族学员在整个学习期间的生活都有了保障。王恩茂还经常询问学员们的学习和家庭情况,就像长辈和老师一样无微不至,每遇到问题,他就敦促当地有关组织帮助解决。近6年的学习结束后,学员们与王恩茂的感情也越来越深。

1964年王恩茂在昌吉蹲点,为了真正做到“三同”,他特意选择在一家生活贫困的维吾尔族社员家吃住,一方面是因为他要了解贫困社员生活的真实情况和原因;另一方面因为干部在社员家吃住交的食宿费比实际费用要高,这也是对贫困户的一种帮助。他就住在这户社员家的一间柴房里,白天同社员一起劳动,晚上挨家挨户走访,详细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和他们的想法。库尔班·吐鲁木一心想见毛主席的事就是王恩茂在下乡期间发现的。当他得知库尔班·吐鲁木老人因解放后分得田地,通过辛勤劳动过上幸福生活而分外感谢毛主席,几次准备骑毛驴到北京看望毛主席的迫切心情后,王恩茂帮助他实现了这个美好愿望。

1959年王恩茂在哈密农村蹲点,一天他正与农民在田间商量怎样消灭棉铃虫的事,一位农民从自家院里的桑树上摘了一大碗桑葚送到他面前,请他品尝。由于当时天气炎热,王恩茂吃下不久,开始腹泻、高烧,被送进医院治疗。负责保卫的同志把送桑葚的农民关押了起来。这位心地善良的农民流下泪水,他没想到自己经常食用的桑葚会吃坏自己最敬爱的领导人,为此深感痛心。王恩茂知道情况后,立即命令放了这位社员,并告诉大家自己闹肚子是很平常的事。病后好他还亲自看望慰问了这位农民,后来他俩成了好朋友。

“文革”期间,王恩茂虽然担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政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等新疆党政军和兵团主要领导职务,但他也受到冲击。从北京来新疆串联的学生煽动新疆本地学生和群众起来造自治区党委的反,打倒王恩茂。在自身受到“四人帮”迫害和“造反派”围攻的逆境中,王恩茂仍然不忘工作,牢记使命,尽自己的力量保护一些干部免受冲击,保持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工作正常运行,以免社会陷入无序和动荡状态。

“文革”中,王恩茂遭到迫害被下放到安徽省芜湖市委任副书记。1973年秋天,芜湖市火车站走出两个身背哈密瓜的维吾尔族老人。他们走在大街上,逢人就问:“王书记在哪儿?我们要看王恩茂书记。”听说新疆来人找他,他立即打发秘书去看个究竟。秘书把两人领进家里。王恩茂一看两位老人的服装,就知道是新疆来的老乡,似曾相识,但又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两人一见王恩茂,疾步走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王书记,我们是从新疆哈密来的,1959年的时候,您在我们那里住了一个月呢。”“啊!是你们啊!“王恩茂想起来了,那是人民公社成立初期,中央号召领导干部与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自己来到哈密五星公社,开展调研工作。调研期间,他就住在普通农民家里,每天就与那里的农民一起劳动,一起生活。王恩茂张开双臂,和两位老人热情地拥抱。

1975年末,“文革”渐近尾声,王恩茂离开安徽芜湖。他先调到南京军区担任副政委,不久又调到吉林省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在这些地方,他调整心态,脚踏实地,全心身投入工作。但在这些年中,王恩茂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地方,他都不曾忘记新疆的山水,新疆的土地,始终牵挂着这里朴实善良的各族人民。

“四人帮”垮台之后,新疆人民也迅速挣脱了极左观念的束缚,在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下,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全面清除“四人帮”的政治影响,并在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更新观念,解放思想,大步跟进,积极进行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转移工作重心。在大力开展平凡冤假错案拨乱反正的同时,积极致力于经济建设,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非常怀念“文革”前那段平静而富足的日子,非常怀念老书记王恩茂。尤其是那些曾与王恩茂一同工作过或近距离接触过的高级领导干部,无论是汉族干部还是少数民族干部,都希望王恩茂能重返新疆工作。一些资深老干部还通过王震将军代向中央表达请求:王恩茂在新疆各族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有很高威望,希望中央再派王恩茂同志到新疆工作,领导新疆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1981年由胡耀邦主持召开的新疆党政领导参加的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司马义·艾买提在征得铁木尔·达瓦买提、阿木冬·尼亚孜、巴岱等少数民族领导同志同意后,直接在会上提出建议,请求王恩茂同志回新疆主持工作。

1981年,根据新疆人民的意愿,中央决定王恩茂重返新疆工作。得到消息,王恩茂心情非常激动。中央领导与他谈话时,问他有什么困难,他什么也没说,表示坚决服从中央决定,绝不辜负中央的信任。

1981年10月19日,胡耀邦召集新疆党政军负责人谈话,代表中央宣布了王恩茂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鲁木齐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决定,并指出:王恩茂过去长期在新疆工作,对新疆的情况比较熟悉,同新疆各民族干部和群众是有感情的,对新疆的革命和建设是有贡献的,是做出很大成绩的。中央相信,王恩茂回新疆工作,对加强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加强全区各民族的团结,加强军民和军政团结,肯定会起很好地作用。

听到中央领导对自己以往工作的评价和今后工作的期望,王恩茂非常激动,他决心竭尽全力,把新疆的事情办好,绝不辜负中央的重托,绝不辜负新疆各族人民的殷切期望。离开北京赴新疆上任前,邓小平特地请王恩茂去家中做客。王恩茂也想听取他对新疆工作的指示。没有过多寒暄,邓小平即切入主题。他告诉王恩茂,你熟悉新疆情况,熟悉新疆干部,最重要的是新疆的同志欢迎你回新疆去,所以,中央经过反复考虑,才决定你回到新疆工作。希望你回新疆后,要在实际工作中认真考察培养中青年干部;不要搞小圈圈,要团结大多数;要在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在工作中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坚持“两个离不开”。

就这样,王恩茂带着党中央的嘱托和新疆人民的期望,再次来到阔别十多年之久的新疆。

为建设和谐幸福新疆再做贡献

1981年10月27日,自治区党委召开各地、州、市和自治区各部、委、办、厅、局负责同志及乌鲁木齐军区部分师以上干部大会,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谷景生传达了中央关于任命王恩茂为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决定和中央领导同志对新疆工作的重要指示。会上,王恩茂看着熟悉的环境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真诚地说:“中央决定要我重返新疆工作,我从内心深处感到高兴。一是我热爱新疆各族人民,愿意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终生。我曾在新疆工作 20年,同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共同工作、共同斗争、共同生活,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虽然离开新疆十余年,但在思想感情上一时一刻也没离开过新疆各族人民;二是我热爱新疆,我对新疆的一山一水都感到亲切;三是我认为新疆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我能同新疆各族人民共同担负起保卫新疆这个重要的战略任务,虽然很艰巨,但也是很光荣的……与会同志听了阔别多年的老书记这番发自肺腑的话语,无不为之动容。

会后,王恩茂本打算到天山南北的各地、州、县做调研,看望各族干部群众。可就在王恩茂上任的几天后就发生了喀什“10·30”事件:10月30日,喀什地区土产公司知青门市部叶欣等人与喀什市红旗公社二大队三小队社员阿不都克里木·卡德尔等人因挖污水沟引起纠纷,叶欣用猎枪打死阿不都克里木·卡德尔。公安部门本已将肇事者控制并开展调查,但少数分裂分子利用这一刑事案件,煽动不明真相的人抬尸游行,聚众闹事,以致发展成大规模的打、砸、抢骚乱。闹事者先后冲击市公安局、天南饭店、师范学校等6个单位,拦砸汽车,毁坏机关、学校、公共设施。打死无辜群众2名,重伤59名,轻伤570 多名。酿成“10·30”严重流血事件。

经过对事件的认真了解和深入分析,王恩茂认为这一事件发生之初是刑事案件,本身属人民内部矛盾;但事情发生后,挑起这么大的动乱,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背后必然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组织、煽动。王恩茂指示解决办法坚持两个原则:第一,派少数民族干部去解释做工作,消除民众疑惑;第二,对背后的组织煽动者坚决清理打击。自治区工作组和喀什地区根据王恩茂的指示,很快就把事件平息下去,并挖出了煽动闹事的“燎原党”一伙骨干分子。

事情得到妥善处置后,王恩茂不顾年迈体弱,他深入南北疆农村牧区,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实地了解城乡基层各族群众的生活、生产情况。他向随行人员说:“离开新疆十几年,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我需要到全疆各地走走,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这样在以后的工作中才能从实际出发,少走弯路,避免错误。”

有一次,王恩茂来到塔里木南缘的于田县博斯坦乡一户人家,和这家男主人随意地聊起来。当他得知这位农民在“文革”期间为保护自己挨整时,就问他:“你见过王恩茂吗?”农民回答说没见过。

“那你为什么保他呢?”王恩茂微笑着问。

农民很动情地说:“王恩茂带领解放军步行来到和田解放我们,让我们不受欺负,后来还分了田,过上好日子。这样的好人为什么不保护?”

农民的一席话让在场的人无不深受感动,王恩茂更是动容落泪。离开这户人家,他对随行人员反复感叹:“多朴实的人民啊,只要你真心为他们做事,他们是不会忘记你的。”

通过深入考察和调研,王恩茂深深认识到,要做好新疆工作,民族团结是关键,没有民族团结这个基础,就没有社会稳定的环境,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为此,他决定在新疆开展首个“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

1982年1月,王恩茂在自治区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和自治区政协四届四次全委会议的专题讲话中强调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各级党组织要把增强民族团结当作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认真抓好。在新疆,没有民族团结,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保卫和巩固边防。在新疆,我们考虑一切问题,进行一切工作,都必须重视民族团结问题。民族团结是新疆的大局,如果忽略和忘记了这个大局,就必然要犯大错误。”他还对新形势下加强民族团结提出了八点要求,并要求广泛深入持久地进行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教育。

1982年5月,自治区党委发出通知,确定从5月中旬起,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集中进行一次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教育。这一做法得到中央的肯定:“中央书记处认为,新疆的做法和提出的要求是正确的。”

1982年11月,自治区召开首届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受党中央委派,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乔石专程前来出席大会。他在讲话中称赞这次大会“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喜事,是一个很好的创举”。大会一致通过倡议书:从1983年起,将每年的5月确定为“民族团结教育月”,在全区集中进行民族团结教育。

为探索如何进一步搞好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王恩茂进行了一系列努力和实践:在教育内容上,王恩茂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和文化观教育为核心,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宣传“三个离不开”思想,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在新疆的成功实践,宣传民族团结的先进典型和先进事迹。在教育对象上,坚持以干部教育为重点,始终把对各族干部的教育作为民族团结教育的重点来抓。在教育载体上,王恩茂要求结合新疆实际,采取多种方式。1982年,王恩茂在总结全疆各地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的经验时说:“宣传教育因地制宜、形式多样,既有一定的声势,又比较深入扎实。同时,王恩茂还要求把民族团结教育与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普遍开展扶贫帮困、帮助少数民族改善生活、发展生产的帮扶活动。”在教育目的上,王恩茂始终坚持把民族团结教育的根本目的和落脚点放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上,一再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团结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为此,他主政新疆期间,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新疆区情出发,结合改革开放的实际,提出了一系列有指导意义的战略构想和工作思路,促进了新疆经济建设的稳步发展。

在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和创建过程中,王恩茂还为新疆民族团结教育和创建活动的制度化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早在活动初期,他就要求:“要深入持久地进行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教育,并使之成为一种制度。要定期布置,定期检查,定期总结,搞得好的要表扬、要推广,搞得不好的,要批评、要改进。”

随着全国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开展,自治区党委又把民族团结教育纳了入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之中。1982年11月10日,王恩茂在谈到民族团结的大好形势时说:“在今年三月开展的‘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中,我们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集中地解决了一批妨碍民族团结的问题,使全区的民族关系得到了改善。”他强调:要“把搞好民族团结作为搞好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进一步把民族团结教育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为保证民族团结教育和创建活动长期有效并发挥作用,王恩茂还为逐步把民族团结教育纳入法治化轨道做了不懈努力。王恩茂对新疆民族团结工作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不仅营造了新疆当时社会安定团结的大局,也为我国处理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为全国的民族团结工作的深入开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尾 声

1985年,经过数年的辛勤工作,新疆的经济、社会已发生了明显变化,社会稳定,经济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的改善、提高,社会上处处洋溢着一种昂扬向上的气息。此时的王恩茂已经72岁了。遵照中央的要求,经过他精心选拔、培养,一批忠诚党的事业、德才兼备的各族干部队伍已经形成,并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他的努力下,恢复被撤销的生产建设兵团也得到回复,并在“再造辉煌”的口号中迈出了有力步伐。此情此景,让王恩茂一直绷着的心弦稍稍松弛了些。同年8月,王恩茂主动给中央写信,要求从主要领导岗位上退下来。1985年10月,王恩茂退居二线,担任了顾问委员会主任,而他从更深的层面上对新疆的长治久安问题进行着思考。

王恩茂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新疆度过的,他带领新疆各族人民努力奋斗,使新疆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是新疆革命和建设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新疆各项事业的发展和进步立下了不朽功勋。在离开新疆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日子里,他仍然关心新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发展巩固新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

2001年,88岁的王恩茂在北京溘然长逝。根据王恩茂生前遗愿,他的骨灰被安葬在乌鲁木齐烈士陵园。他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他埋骨天山、与新疆各族人民长相守的诺言。

王恩茂与新疆民族团结-昆仑网—新疆党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