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善和将军1929年参加革命，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两度来新疆工作，足迹遍及天山南北，为新疆的经济社会、民族团结等各项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次来疆狠抓工交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作为军委工程兵司令部参谋长的谭善和，就来过新疆。当时，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一触即发，西藏、新疆边防部队接到中央军委关于反击作战的命令后，迅速部署兵力，进行紧张的战前准备，以迎击印度军队的大规模进攻。在此背景下，他奉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的委派，赶赴新疆喀喇昆仑山区，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原上认真踏勘了中印边境西段的阵地。随后，他又参与指挥了工程兵部队在新疆实施的特种工程建设。
“文革”期间，谭善和横遭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直至1973年才重新工作。1974年年初,他调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当时，根据新疆交通不畅、生产瘫痪和边防建设薄弱的情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军区党委分工他一手抓军区的边防工程建设，一手抓自治区的工业交通生产。这天，军区司令员、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杨勇找谭善和谈话，详细地向他介绍了新疆的情况之后说：“你的主要任务是分管军区的后勤工作。但是，现在自治区工业交通系统的工作上不去，你也要集中精力把工交抓一下。眼下和田地区很乱，问题多，困难大，粮食、日用品供应不上，要赶快想办法。你到那里去一趟做些调查研究，弄清情况，提出具体意见。我们要尽最大努力，千万不能饿死人……”
谭善和领命后，就带着几位同志飞赴和田。他调查了解到，在“文革”前，和田地区工农业生产发展较快，人民生活安定。该地区作为瓜果之乡和新疆的粮仓之一，在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曾给山东、甘肃、天津等省市调去300多万公斤粮食，甚至还把受灾严重的甘肃省农村的大批孤儿接到当地抚养，为祖国这个大家庭分了忧、解了难。而眼下，却是商店关门、工厂停工、农田荒芜、满目凄凉的景象。当时，因和田地区武斗频发，许多领导干部遭迫害靠边站，已陷入全面动乱之中，故农业生产无人抓，粮食严重不足，到了吃库存粮的地步，以致库存粮急剧减少，全地区人民面临着断粮的危险。与此同时，日用品奇缺，树木大量被砍伐，严重破坏了生态。全地区工、农、牧、林业以及遭破坏的水利工程设施，损失高达4亿多元。
返回乌鲁木齐后，谭善和及时将和田地区的情况向杨勇作了汇报。杨勇说：“当务之急，是马上组织运输力量，抓紧调运粮食和日用品。还是那句老话，不能饿死人。”接着，他与谭善和研究了如何组织运输队伍的问题，并让谭善和立即向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赛福鼎·艾则孜汇报。
随后，谭善和便打电话给在内地出差的赛福鼎·艾则孜书记，向他简要汇报了和田地区粮食短缺等情况和自治区党委准备采取的措施。赛福鼎·艾则孜对此非常重视，他说：“现在是深冬时节，群众没有烤火燃料，工业上没有煤，除了运粮和日用品，还要设法解决燃料问题。”根据这个意见，谭善和一行立即赶赴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喀什地区交界处，实地察看了煤矿的开采情况，发现那些由社队经营的煤矿虽小，但还在正常开采。于是，他决定组织车辆把此处的煤就近运往和田。
回到乌鲁木齐后，谭善和立即组织运力。根据自治区党委的决定，由自治区所属几个运输公司和新疆军区抽调的两个汽车团，共2000多辆车来担负这项任务。鉴于当时地方运输单位职工的对立情绪尚未完全消除，为了保证完成运输任务，他在自治区交通厅领导的陪同下，深入各运输单位检查准备工作情况，并对职工进行了思想动员，激发了大家的工作热情。
在给和田地区调拨的粮食中，除了少量来自伊犁、塔城等地，经天山战备公路运往和田外，其它大部分是先用火车从内地运到吐鲁番站，然后再用汽车运到和田地区各县的。根据乌鲁木齐至和田运距长达1800公里，且路况又不好，往返一次要十多天的实际情况，为了解决汽车在途中加油这一难题，谭善和等人想了个办法，在运粮过程中，每3辆汽车编成一个小组，其中两辆装粮食，一辆专门拉汽油。全体运输人员冬顶风雪，夏冒酷暑，风餐露宿，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共运粮食35000吨，另外还有大批其它物资。后来，因有大批日用品和药品急需赶运，仅靠汽车难以胜任。谭善和遂向杨勇提出建议，除了汽车运输外，可否向党中央、中央军委请求派飞机。杨勇完全同意这个意见，要求谭善和立即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以及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提出请示。恰逢李先念副总理出国访问在乌鲁木齐作短暂停留，于是谭善和赶赴李先念副总理所住的宾馆，提出了关于中央派飞机帮助新疆往和田运粮的请求。李先念副总理指示说：“要把这件事抓紧，特别是粮食和日用品，要赶快运，保障群众生活。这是关系到民族团结的大事情，各级领导都不能马虎。”不久，经叶剑英副主席和李先念副总理批准，给新疆调来两架波音707飞机，专门往和田运粮食、日用品等。由于飞机运量大，速度快，按原计划运一个月就可以了。但在“四人帮”的大肆干扰下，和田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自治区只好再次向中央请求继续用飞机运下去，一直运到1975年春。由于谭善和多方努力，全疆工交战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局面，对安定边疆恢复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要搞活天山”的指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973年7月27日决定调铁道兵和工程兵进新疆修建南疆铁路和天山公路。这两项重大工程土石方量大，施工条件差，困难特别多，任务很艰巨。当时作为“两路”建设领导小组组长的谭善和，虽已年近花甲，却老当益壮，仍像当年率部修建康藏公路时一样，马不停蹄深入天山勘察现场。因原先的铁路段选线不理想，需要重新勘察，他或骑马、或步行，翻山越岭，带领技术人员深入实地踏勘。在作勘察结论时，他非常尊重知识分子的意见，对工程技术上的重大问题从不自作主张，而是让大家各抒己见，经过反复比较，选择最佳方案再定点选线。铁道兵先期入疆，他在组织部队有序开进施工现场的同时，又深入到驻军连队和驻地政府，向其大力宣传南疆铁路交通建设对于促进新疆经济发展和战备工作的重大意义，以促使他们积极支持南疆铁路建设。他严格要求参加施工的铁道兵部队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当地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积极为地方百姓多做好事，以实际行动加强民族团结，争做民族团结的模范。由于参加南疆铁路建设施工的部队人数众多，由当地政府负责供应的生活物资往往不及时，谭善和便亲赴自治区有关厅局和施工部队所在的地区、县做耐心细致的工作，劝说他们多为施工部队提供支持和帮助。这样一来，施工部队的生活供应有所改善，从而保障了南疆铁路施工的正常进行。
与此同时，谭善和又带领工程兵部队赶赴天山公路北段、中段和南段，并组织陆军部队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工开进工地安营扎寨。要确保天山公路四季通车，天山公路铁力买提达坂路段必须解决冬季抗风雪的难题，为此他率领工程技术人员爬山数十公里，吃干粮住帐篷，到实地勘察对比，最后决定采取在达坂一段路上修建防雪走廊的办法，从而保障了汽车冬季通行。天山公路破土动工后，他经常深入施工工地现场办公，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使工程进展很快。
1975年7月，谭善和奉调离开新疆之际，还指示工程建设指挥部的同志抓紧工期确保质量，把南疆铁路和天山公路都建设好。他赴京就任军委工程兵司令员后，还多次听取新疆军区有关南疆铁路和天山公路建设的情况汇报，作出指示或提出建议，直到公路、铁路均建成通车时才放心。
二度进疆担当重任
1983年10月，谭善和奉调二度进疆，被任命为乌鲁木齐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书记。他上任伊始，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集中精力狠抓军区机关的整党工作。为了处理好整党与为部队服务保障训练的关系，把整党工作搞得扎实有效不走过场，使每个党员都受到教育，他把机关干部分成两班人马，一部分坚持机关正常工作，一分部抽出来集中参加整党学习班，学习中央关于整党的有关文件和党的基本知识。这部分人学习结束后，再返回岗位工作，另外一部分人再参加整党学习班，从而使此次整党做到了学习工作两不误、两促进。他还多次在会上作动员讲话，要求广大党员要理论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教训,振奋精神，在今后的工作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在牵涉到具体问题时,要对事不对人，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使大家既受到教育，又放下包袱。最终，乌鲁木齐军区机关整党取得了较好成绩，符合中央关于整党的验收标准，得到中央军委肯定。
谭善和对新疆的民族团结工作一向高度重视。南疆1980年8月初发生的“高旭事件”，是驻疆解放军战士高旭为了保护其所在的军用物资运输车队不被人拦截，在他鸣枪示警时，不慎将维吾尔族青年道班工阿皮孜·阿不都拉误伤致死而引起的。由于别有用心者的煽动，叶城县城部分维吾尔族群众以“解放军打死了维族人”为由上街游行，强烈要求处死高旭。9月13日，经过军事法庭公开审理，高旭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现场100余名汉族群众为此愤愤不平，他们将高旭从看押人员手中抢出，试图纵容其逃走，但被高旭拒绝了。后来，高旭被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为了妥善处理好这一影响全疆安定团结的事件，谭善和亲赴南疆军区详细了解事件发生的经过，分析事发的原因和责任，然后赶到事件发生的所在县和乡以及受害者家里，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大力强调要维护军民团结和民族团结，使“军队离不开人民群众，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的思想，成为各族军民的共识，从而使“高旭事件”于1984年按照法律程序得到圆满解决。
身在京城情系新疆
1985年，谭善和退居二线，赴京就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虽然身在北京，但他仍然时刻关注着新疆的各项工作，凡是与新疆有关的文件，他都看得格外仔细；凡是新疆来访的客人，他见面时都格外亲切。为了得到新疆更多的信息，他经常让秘书到新疆驻北京办事处借阅《新疆日报》。1988年2月，他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新疆军区第七次党代会。当他在会上了解到军区整编后边防部队建设存在着一些实际困难亟待解决时，便利用休息时间找与会的各边防团代表座谈，认真了解有关情况。会议闭幕后，他又征求了军区业务部门的意见。经过深思熟虑，他以个人名义起草了一份请示，分别呈报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参谋部和总后勤部。在该请示中，他逐条列举了新疆边防部队面临的具体困难，并提出了解决意见。中央军委和三总部领导予以高度重视，很快就批转有关部门研究办理。
半年后，谭善和被确诊为癌症，住院治疗。一天，当他得知驻疆某部个别战士违反群众纪律、造成了不良影响时，便对前来看望他的新疆军区领导同志说：“还是要教育部队学习爱民的典型，比如十二医院的军医张毓华。如果全军区的干部、战士都能像张毓华那样，一心为少数民族群众办实事、做好事，新疆的军民团结和民族团结就一定能进一步增强。民族团结搞好了，新疆的大局也就稳定了。”
1989年7月，医院为谭善和做手术切除了肾上腺肿瘤。术手身体稍有恢复，他就急切地表示：希望回新疆去看望部队和各族群众。9月下旬，他应邀来到乌鲁木齐，与新疆军区指战员、各族人民群众共同欢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他原想再深入南、北疆的边防部队去看一看，终因身体情况不允许而未能成行。
1990年3月，谭善和抱病出席了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期间，他从与会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口中得知，新疆塔里木盆地又发现了新的蕴藏量很大的油田时，不禁欣喜万分。这年盛夏，赴京出差的新疆军区某部政委来医院看望老首长时，送给谭善和一幅新型的“流动沙粒镶嵌画”。他特意将该画放置在病床的案头，时时望着画出神。秘书好奇地问他为何如此欣赏这幅画，他说：“因为这幅画里镶嵌的沙粒不管怎么流动，那图形都好像新疆的景色。”9月底，当他听到北疆铁路（乌鲁木齐—阿拉山口）胜利峻工通车的喜讯时，先是兴奋，后又不无感伤地对秘书说：“解放初期我修过康藏公路和成渝公路，七四年、七五年，我当过新疆‘两路’建设领导小组的组长，抓过天山公路和南疆铁路的建设。可惜今天……不能为北疆铁路出力了……”
1991年3月，谭善和病危，不时陷入昏迷状态。当秘书向他报告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四次党代会即将召开的消息时，他睁开了双眼。思索了一会儿，流着泪口述了一封致大会的贺信。6月22日，他带着对新疆的深情眷恋，病逝于北京，终年76岁。
（作者单位：自治区党委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