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或著作，一般由导言、正文和结论构成，各个部分又有各自的分工。导言一般是引入话题，并简要提示本文的创新点。正文可以再细分成若干板块，从几个方面论证文章的观点。结论是对论据和论点的总结，最好在理论或意义上有个提升，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古人有句形象的话，叫“凤头、猪肚、豹尾”，很有道理。“凤头”是说导言要精致，有悬念；“猪肚”是说正文要丰满，有内容；“豹尾”是说结论要果敢，有力量。“书有体裁，文有法度。”在党史研究中，我们也应当遵守这样的“法度”。
一、难在开局
“文章起头难”，这确是作者的甘苦之言。因为读者要看他能否提出有趣话题，有无新颖的观点，或者大胆的设问，以形成一个悬念，吸引人家看下去。如果开头抓不住人，读者就看不下去了。这里的关键是，怎样找到一个合适的开头方式。其实，一篇文章千变万化，但目的无非是要提出一种主张。现在略去那些细节不说，单就主张的提出来看，最基本的也只有两种方式：一是“冒头法”，二是“破题法”。
“冒头法”，就是讲求“曲径通幽”，其特点是曲、远、缓。作者一般不马上接触本题，而是先来一个发端。比如，《诗经》中有一篇《关雎》，它的开头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冒头法”，叫“由兴起题”，即先说雎鸟相向合鸣，然后兴起君子与淑女相恋合欢的主题。除此之外，还有义中取题、因事引题、借题发挥等其他具体方法。下面举两篇党史文章加以说明。
比如，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开头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然后说明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最后归结到本题上来：“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再如，他另一篇文章《新民主主义论》的开头是：“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然后提出“中国何处去”，强调“说明一下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也是有益的”。最后归结到本题上来：“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破题法”，就是讲求“开门见山”，其特点是直、近、急。作者通常不用什么发端，马上就触到本题。比如，韩愈《师说》一文的开头是：“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这篇文章起笔只有两句话，却把师道说得如此郑重，成为全文的纲领，它批评士大夫不尊师道的做法，读来使人既感理至，又觉新异。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破题法”，叫“开宗明义”。除此之外，还有落笔入题、直述题意、反破题旨等其他具体方法。下面也举两篇党史文章加以说明。
比如，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开篇破题，说明“战争的规律”“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革命战争”“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然后点题：“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再如，他另一篇文章《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直接发问：“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再问再答：“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这样拨开云雾，达到一笔成局的效果：“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当然，无论是“冒头法”，还是“破题法”，都要简洁明快、富于变化。一篇文章的开头若出现以下情况，就很不好了。第一，滥用模式，落入俗套。这类文章或平淡无味，或矫揉造作，会让人产生不快之感。第二，扣题不紧，上下不通。有的文章入题虽快，但由于思路不清，文字安排不当，也会给人游离之感。第三，落笔太远，入题太慢。常常是交代过多，好几段文字还未触及正题，这又给人绕远之感。所以，文章开头既不能太平，也不要太长，否则就不是“凤头”了。
然而这也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实，从内容上看，“文章起头难”，还有更深一层原因。这好比画家面对一幅白纸，总要费许多踌躇，去思考应在哪里下第一笔。但一个成熟的画家就不会这样，他在一笔未下之前，就已思考停当，心中早有了全幅的布置。布置既定，在哪里下第一笔本是理所当然的事。作文也是如此。作者在一字未写之前，整篇文章就应该活在胸中了。这时候，用什么方法开头，自然不必下额外的功夫。但若不能胸有成竹，开头确是一件难事。并且，岂止是开头，下面一段段一句句都将无处不难，那简直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章起头难”，是难在对所要论说的对象缺乏彻底的认识，尚未洞悉它的内部和外部的种种矛盾，无法找到解决矛盾的关键，以及解决矛盾的入手之处。这如同医生做手术，不了解人体的复杂结构，不了解病症的具体状况，他就无法正确地下第一刀。所以要解决这个难题，首先就要对研究对象作全面、深刻的了解，并从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中理出一个头绪来，找出它的关键，因为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才知道话应当从何谈起。
当然，这也是与作者的历史意识和主观判断紧密相关的。比如，《三国演义》讲的是魏蜀吴三国争斗的历史，但作者却先从桓灵失政谈起，这固然有历史的根据，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作者“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水浒传》这一部大书，作者也是先从高俅写起的，因为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单八将，说明乱自下生；而不写一百单八将，先写高俅，则说明乱自上作。所以金圣叹说：“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这表明一部书的起点放在哪里，是与作者的历史观以及对这段历史的整体认识密不可分的。党史研究也不例外。我们写党史，若单从1921年写起就不能说明问题，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作准备的。所以毛泽东说：“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
此外，文章的开头最好还应有明确的问题意识。这个也要费些功夫去琢磨。比如《岳阳楼记》，作者先说：“岳阳楼之大观”，“前人之述备矣”；后问：“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这里的玄妙就在于，先是一个“备”字，后是一个“异”字。“前人之述备矣”，恰如论文的“学术综述”，而“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又如论文的“提出问题”。这种方法我们写党史文章也可以效法。也就是说，前人的成就，可以作为借鉴，它使我们的研究成为可能，而前人的不足，则是将要解决的问题，它使我们的研究成为必要。这应是“凤头”上最精美的地方，若少了这一点，论文的创新就无从谈起了。
二、重在布局
正文是文章的主体，它要有丰富的内容，所以叫“猪肚”。对此，我们必须用浓重的笔墨来写，材料和论证也一定要充分。在这方面，最为重要的是谋篇布局，要善于将丰富的内容层次化，并用章节来加以区分。在安排章节和层次时，还应注意它的逻辑性，要由浅入深，一环套一环地展开论述，使各个章节之间构成有机的联系，共同形成一个整体。这的确是要大费周章的。因此，最好事先拟一个提纲，然后依次书写。这个提纲即使不写在纸上，也得先写在心头，那叫作“腹稿”。并且，提纲越详细，表明想得越清楚，写成全篇也就越容易，只要把扼要的一句化为充畅的几句，在需要接榫的地方适当地接上榫头就是了，所以还是谋篇布局重要。这其中也有不少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均衡布局。一篇论文在布局上是否均衡，不畸轻畸重，这最能体现作者驾驭文章的能力。首先，它表现在各章的篇幅上。衡量的标准主要看两条：其一，每一章所起作用是否明确，是否都为全局所需要。其二，各章所占篇幅与其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否相称。这就要求作者均衡文字，使各部分话题大体平衡。一般说来，拿到一个题目，作者需先想好它涉及哪些问题，并将它们一一列举出来，然后再合并同类项，分成若干部分。但是一篇文章的话题，不会从头到尾都那么精彩。比较精彩、有深刻见解的就那么几点。因此还需进一步思考，如何合理配置它们，使各个部分都能引人注目。所以作者要学会“乾坤大挪移”，将话题从富余的部分，移入薄弱的部分。除此之外，同一个话题也可以采用明说、暗说、顺说、倒说等各种表达方法。其目的就是要在总体上保持平衡，使各部分新意迭起，以增强文章整体的表达效果。其次，它还体现在史论的关系上。这就要求作者坚持史论结合，在观点和材料上保持总体平衡。一方面，理论或观点是文章的灵魂，是材料的统帅。没有它们，文章就像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你既不知道他要赞成什么，也不知道他要反对什么。并且，再进一步说，一切材料是用来说明问题的，并不是用得愈多文章就愈好。如果一味地显摆自己的“收藏品”，反而会让历史害上“浮肿病”。所以我们写文章，还是要注意讲理论讲观点，“不要陷到一件一件历史事件里面去，陷到一件一件事件里面去以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说了许多历史，反而看不到历史”。然而另一方面，材料又是文章的血肉，是形成理论或观点的依据。没有材料，文章就会流于空论，仿佛一个虚而不实、羸弱干瘪的人，缺少生气，没有力量。事实上，在党史研究中，也确有一些文章，观点是有的，但却举不出材料来证明观点，不能对观点作深入细致的阐述。这类文章，虽有观点却没有史实论证，虽有结论却不能让人信服。因此，一篇好的党史论文，就应当是历史和逻辑的合体，做到史与论的统一。
第二，有序排列。文章除了均衡布局以外，作者还要考虑到一条，如何才能做到全篇浑然一体。就像过去盖房子，用预制板拼接，在两块板之间的联结处，只用铁钩子钩在一起，相互间并没有内在联系，这样的房子实际上还是几大块，一遇地震就全塌掉了。写文章也是如此，不能搞成那样的“板块结构”。检验的标准也主要是两条：其一，各章是否循序渐进，逻辑关系是否严密紧凑，全篇是否有一条中心线索贯穿其中。其二，各章内每一节、每一段是否丝丝入扣、相互配合，形成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符合这两条，文章才让人感觉是“流出来的”，而不是“挤出来的”。
这是就内容而言的，其实文章在形式上也要讲究这个。一篇文章好不好，中看不中看，全在于排列的好坏。例如“天地玄黄”四个字，王羲之是这样写，小孩子亦是这样写，但是王羲之写得好，小孩子却写得差，就是因为排列的关系。这种地方要特别注意，不然虽有好材料好观点，也不会受人关注。至于排列的方法，一部分靠训练，一部分靠学习。一些议论文章，包括一些文学作品中，有许多案例都是可以效法的。比如，脂砚斋评说《红楼梦》：“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以至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傅粉、千皴万染，诸奇书中之秘法，亦复不少。”这里面的方法就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有序排列的关键是“冷热相间”“张弛并济”。清毛宗岗对《三国演义》曾这样评价：“前卷方叙龙争虎斗，此卷忽写燕语莺声。温柔旖旎，真如铙吹之后，忽听玉箫，疾雷之余，忽见好月，令读者应接不暇”。我们党史研究者也要学会运用它。对此，胡乔木的意见很重要，他说：写党的历史，“行文要有悬念，有照应，有精辟的议论，动人的描写，有大开大阖的章法。要改变过去那种枯燥、干瘪的写法，使人读起来津津有味，爱不释手”。
第三，合理熔裁。这是文章谋篇布局上的又一道工序。所谓“熔裁”，就是锻造文章的本体内容，剪截文章的语言文字。这好比木匠用墨线来度量，用斧头来砍削，使木料整齐端正一样。只有经过这道工序，文章纲领才能明白晓畅，语言文字才不致繁芜杂乱。这里需要把握两个环节：
一是在内容上，应撮其机要。事实上，任何一个笼子都不可能装下所有材料，任何一篇论文也不可能涵盖所有问题，所以作者只该把与中心有关的内容写进去，而且要配列周全，使文章的主题显露出来。这是其一。其二，作者还要考虑到自身条件，能否将所有内容连缀成一个有机整体。比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本是每章讨论一位主要人物。除了皇帝（万历）、两位内阁大学士（申时行和张居正）、一名地方官员（海瑞）、一名将军（戚继光），以及一位哲学家（李贽）以外，作者还打算再加进一个人物——王世懋。这是一位饱学之士，出版过各式各样的书。他的观点可以给一个时代增加质感和色彩，这有助于读者从特殊角度了解中国的思想史。但由于对他的生平所知甚少，且无法与书中其他人搭上关系，在考虑可读性及一致性之后，作者也只好舍他不用。
二是在文字上，应裁剪枝叶。大凡文章以说话少、含意多为最妙。文章的厚薄，当由此区分。一般说来，意思少、文章长为薄；篇无剩句、句无剩字为厚。因此，那些漫无限制的随意话，像藤蔓一样伸出去的枝节话，都要砍削去掉，不让它浪费我们的笔墨。须知文章之美，不在多言，只要表明意思就得。所以刘知几说：“盖凫胫虽短，续之则悲；史文虽约，增之反累。”除此之外，文章段落也要裁剪。这当然是由具体内容来确定的，但长短也应适中，这样才能给人美观的印象。段落太短，显得凌乱；太长了，又显得沉闷。如果再进一步琢磨的话，句子的长短也是大有讲究的。一般说来，有力的话，句子要短一些，抒情的话，句子要长一些。这都是作文时应当注意的事项。
三、义在结局
人们常说：“头难起，尾难落。”又说：“编筐编篓，重在收口。描龙画凤，难在点睛。”“口”之所以难“收”，“尾”之所以难“落”，就是因为它是一篇文章走向成功的最后一步。这好比相声中的“收底”。相声的结构，一般分为“垫话”(引子)、“正话”(正题)、“收底”(结尾)。表演就是一个“系包袱”(抛包袱)和“抖包袱”(解包袱)的过程。“包袱”是由夸大或误会所组成的矛盾的合集。“系包袱”就是抛出一个难题；“抖包袱”就是解答这个难题，而笑料往往藏在包袱里面，包袱一响，人家哈哈大笑，这段相声就成功了。
写文章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部分叫“豹尾”，就是要很有力量的意思。它要求作者在充分展开论述，把问题讲清楚以后，找个合适的地方，将全文有力地刹住，最好让意思再上升一个台阶，使人读后可以举一反三，感到回味无穷。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若首唱荣华，而媵句憔悴，则遗势郁湮，余风不畅。此《周易》所谓‘臀无肤，其行次且’也。”大意是说，文章开头漂亮，但结尾憔悴，那它的文势就会抑郁滞塞，留下的风味也就不畅了。这就是《周易》所说“臀上无肌肉，行路难长远”的道理。所以，对此我们也要多多留意。下面谈一点“结尾”的方法，以供党史研究者参考。
第一，首尾呼应。这种结尾方式，让人的感受很特别，仿佛是远涉山水，然后又回到原点，坐定下来，重新品味往常经历一般。极端的例子是开头和结尾用同样的话。如林嗣环的《口技》，开头说：“口技人坐屏幛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结尾说：“忽然抚尺一下，众响毕绝。撤屏视之，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前后一样，但经过“百千儿哭”“百千犬吠”以后，回头再看冷清布景、简单道具，的确使人叹为观止、感慨万千。在党史文章中，这种方式也很常见。比如，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的开头是：“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结尾是：“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这种表达方式，好比兵书上说的“常山蛇阵”，可以收到“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腹则首尾俱应”的效果。
第二，画龙点睛。即先完成文章的主体，最后在结尾处才点明中心，深化主题。这个“点睛之笔”，可使全篇生活灵动，光彩夺目。比如贾谊《过秦论》的结尾：“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实际上是全篇的论点，但作者开头没有提出来，中间也没有说，而是放在文章的最后一句。全篇叙述秦国从弱到强、由盛而衰的过程，最后才向读者提出问题，说明它的灭亡是因为“仁义不施”，不懂得攻守异势的道理。在党史文章中，也有不少这样的案例，最典型的就是毛泽东的《实践论》。这篇文章先说明实践的特点和认识的起源，然后再剖析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最后才点题：“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这个“点睛之笔”，就像是一支雕翎箭，把全篇文章的内容，有力地射向读者。
第三，提纲挈领。这个结尾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总结陈词”。作者先提出问题，然后层层深入，如剥笋衣，待水到渠成，才将论点和盘托出。例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先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然后经过一番深入分析和论证，最后才总结陈词：“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二是“再现思路”。作者在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以后，再回头解说其论证逻辑和文章主旨。例如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结尾，先说：“一共讲了十点。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就是交代论证的逻辑。后说：“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说明全文的主旨。
第四，补述题蕴。这个结尾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转入新意”。例如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在论证全部议题后，突然话锋一转：“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然后强调：“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最后重申：“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二是“继往开来”。例如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题记》，在对全书作总体评价以后，开始展望：“进入下个世纪，如果本书作为素材还多少有用，至少书名将改变为《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年》之类了。但是，话何必说得这么远呢？”用这种方式把文章收住，确实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三是“查缺补漏”。如前所述，任何一篇论文，都不可能涵盖所有问题，所以作者要借此机会，对文中遗漏和缺憾作一点补充说明。用这种方式收尾，可使论证的逻辑更为周延，文章的主旨更为坚固。这也是党史论文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结尾方式。
第五，发人深省。这种结尾方式的特点是引人思考，余味无穷。也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克终底绩，寄深写远”的意思。例如鲁迅《故乡》的结尾，把希望比作地上的路，然后写出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再如毛泽东《纪念白求恩》的结尾，由白求恩想到共产党人的精神，然后也写出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两个结尾都意味深长，饱含哲理，在人生观上予人极大启迪。当然，这个结尾也可指向党史研究中的学理问题，抒发一些本题之外的思考和议论。若能再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那就最好不过了。
古人说：“为人重晚节，行文看结穴。”这是很有道理的。一篇文章在结穴处若出现以下情况，就前功尽弃了。一是虎头蛇尾，草草收兵。作者在不该结尾处收笔，书不尽言，给人有始无终的印象。二是画蛇添足，尾大不掉。在主题思想充分表达以后，作者节外生枝，当断不断。三是标语口号，生搬硬套。在结尾处，作者凑成个“前进式”或“奋斗式”，喊上两句政治口号，以为这样才能突出主题，加强说服力。其实，文章有无力量，全在于说理，空喊口号，反而显得生硬。这些都是我们党史研究者要引以为戒的。
四、别样体裁
以上方法可用于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等一般党史文章写作，这也是党史研究者接触最多的两种文体。除此之外，还有会议文章、纪念文章和党史札记，这三类体裁在党史研究中也是比较常见的。它们固然都要遵守文章的一般作法，但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下面简要说明这三类文章写作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第一，会议文章。现在学术会议很多，研究者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去展示自己的知识和才华。但是也有一些会议，学术含量并不高。甚至有的会议，竟成为熟人间的闲话唠嗑，老友间的寒暄问候。每次会议见到的还是那些人，所听到的还是那些话。这样的会就不要去赶趟凑热闹了。
参加会议就要提交论文，这叫“以文入会”。所以会议文章也需认真对待，要争取拿出一篇高质量的论文来，使人耳目一新，让与会者刮目相看。不过，“以文入会”，也是需要“入境问俗”的，不能破坏会议的规矩。古人说：“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也就是说，提交一篇好的论文，既可使宾主感到体面和光荣，又能展现自身的文化修养。所以，提交的文章，一定要与会议主题有关，不能“节外生枝”；一定要是成熟的稿子，不能“滥竽充数”。若有会议发言，还需事先认真准备，否则临时磨枪、仓促上阵就不好了。
第二，纪念文章。这主要包括两种文章：一是“学者纪念”文章，即学术界为纪念某一学者而撰写的文章；二是“党史纪念”文章，即学术界为纪念某一党史人物或党史事件而撰写的文章。在党史研究中，我们只要稍作留意，就会看到这样的文章，而一般党史研究者，为人为事，也难免要动笔写这样的文章。
先说“学者纪念”文章。这往往是某一学者的同仁、同事、同学、朋友或学生，为纪念其学术成就和工作业绩而撰写的。研究者以这种方式，对有成就的学者或师长表示敬意，是值得称道的。但写这种文章也要慎重，不可掉以轻心。一方面，其选题一定要在被纪念者所关注的范围之内。英国文学家萧伯纳说：别人一夸我，我就局促不安，因为他们夸得还不到位。所以，夸人也要夸到他的受用处。另一方面，其评价一定要恰如其分。应该说，表示景仰之情可以理解，但也不可言过其实太远。否则，“褒过而谬体，弄文而失质”，就很不好了。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要通过“述往事，思来者”，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愿望。比如，在《痛悼恩师张静如先生》一文中，笔者写道：“古人云：盖棺论定。余谓先生在定与不定之间。若师门无贤不肖，难继先生之学，则盖棺事定矣。若斯文有传，遗风永续，君子有所恃而无恐，小人有所畏而不为，则先生千古，其功业万世长存可也！”这就是张先生逝世那一刻，笔者的真实情感、真实愿望。
再说“党史纪念”文章。其实，以周年纪念的方式来研究人物和事件，也是历史学的一个传统。通过定期的交流和讨论，不仅可以反思过去的研究，而且可以规划未来的研究。因此，纪念史学具有一定的学术史价值。但是，它也会使得一些粗制滥造的东西廊列其中，造成虚假的学术繁荣。一般说来，在一个问题研究的起步阶段，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局面就要打破。也就是说，在党史研究中，我们将来必须摆脱纪念史学窠臼，开展经常性的研究。
当然，对于党史初学者来说，选择一个这方面的课题来做，也未尝不可。因为这样的题目很容易找到，而且写出来也容易发表。但是做这样的事，也要适可而止。除非沿着某一问题深入下去，并且打算把它作为将来读书治学的中心议题，这个另当别论。否则，长此以往，我们的学术研究就只能是打游击，而研究者也只好做没有根据地的散兵游勇了。
第三，党史札记。写札记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许多史家都用这种形式来展现自己的学术成果。在党史学界，龚育之就曾留下大量读史札记。比如《党史札记》一书，就是由他发表的100余篇札记汇集而成的。后来他又继续笔耕不辍，发表许多这方面的文章，现已大多收入《党史札记二集》和《党史札记末编》中。这些札记长短不一，长有数千言，短则几百字；所涉内容也是大小不一，大者关涉史事、制度，小则只及一词、一字。在龚育之对党史研究的贡献中，这三部《党史札记》，应当是和他的《龚育之论中共党史》，可以交相辉映的。
关于札记与一般论文的关系，顾颉刚讲得就很透彻。他说：“论文篇幅长，易生芜累，盖立一系统，有不得不加铺张者，既未处处作深研，自必不能无可击之瑕”；“笔记者，或长或短，悉如其分，不多衍一字，有简洁之美。其为文可以自抒心得，亦可以记录人言，其态度可以严肃，亦可以诙谐，随意挥洒，有如行云流水，一任天机，此学术界之小品文也”；“为笔记既多，以之汇入论文，则论文充实矣，作文既多，以之灌于著作，则著作不朽矣”。所以，党史研究者从札记入手，以为将来的长篇大论作铺垫，也不失为读书治学的一个好门径。
事实上，一般党史研究者，特别是研究生，在读书中偶得片段知识，但又不足以连缀成一篇长大文章，在这种情况下，最适宜把它整理成学术札记。而这种札记，又大多是考证性的，所以不必加以特别修饰，只需用最短的文字，写出自己要说明的问题就可以了。这类文章，因其短小精悍，且可读性强，也会受到一些报刊的欢迎。比如，《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读书》《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等，都有这样的栏目。所以党史研究者，只要留意其中，就不愁没有好的选题，不愁没有好的作品。
总之，在党史研究中，只要有新知、有新意，就可落笔成文。至于新知、新意何来？就不好一概而论了。章学诚说：“文字之佳胜，正贵读者之自得；如饮食甘旨，衣服轻暖，衣且食者之领受，各自知之，而难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当指脍炙而令其自尝，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轻暖，则有是道矣。”所以我想，新知、新意的由来，也就在这种“自尝”“自被”中吧。除此之外，还真看不出有什么更好的法子。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