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原名杨世峻，1912年8月出生在湖南浏阳县文南乡文家市的一个中农家庭。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3个艰苦时期的磨练，成长为我军的高级指挥员。1953年4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2年5月任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奉调赴新疆任职
1973年5月，杨勇接到通知，让他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是讨论准备召开党的十大、“批林整风”和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参加会议的都是各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而唯独沈阳军区多去了一位副司令员，杨勇很是纳闷。
当时，新疆军队和地方的局势不稳定，再加上又是民族地区，情况复杂，中央认为应该派一个有威望，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善于团结同志，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局面稳定下来的同志去工作。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前，周恩来总理找到杨勇，讲了中央决定他任职的来龙去脉和新疆军队与地方的基本情况，向杨勇详细介绍了新疆的干部情况;并就去后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指示说：你去后，首先要做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有了这个基础，新疆的事就有了希望。周总理问杨勇有什么意见，身体能否吃得消？杨勇说：我服从中央决定，身体也没问题。中央工作会议后，政治局又开了三天新疆工作会议，新疆党政军和生产建设兵团负责人参加了会议，杨勇也参加了。新疆工作会议结束后，周总理又进一步向杨勇讲了新疆的形势和领导干部的情况。总理再次嘱咐杨勇：首先要搞好民族团结,再就是要搞好战备，新疆要立足自力更生，独立作战，天山是新疆坚持长期作战的依托，要下决心经营天山，搞活天山。杨勇将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踏上了赴新疆的征程。
6月3日，中央的任职通知正式发出，决定调杨勇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由于时间紧迫，杨勇只给在沈阳的妻子林彬打了个电话，连衣服和行李都未带，6月4日就赶赴新疆上任了。杨勇到新疆以后，团结党委一班人，大胆解放使用干部，带领各族干部和群众，批判派性，增强团结，大刀阔斧进行整顿和建设，为消除混乱局面，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作了大量工作。
团结使用干部
1973年6月4日晚上，新疆自治区党委和军区党委召开常委联席会议,杨勇讲话。他说：无论是搞建设还是打仗，离开依靠群众这一条不行。在新疆，就是要依靠1100万各族人民群众,当前我们一定要落实好党的民族政策，搞好民族团结。在紧接着召开的军区党委会上，杨勇提出要在部队普遍进行一次民族政策再教育，让大家做到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话不讲，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事不做。
杨勇明白，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只有解放干部，团结干部，使用干部，依靠干部，才能造成安定团结的局面。因此，在新疆当时大批干部还靠边站的情况下，他对遭受打击迫害的各族干部关心爱护，尽一切可能给予帮助，使一些在运动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同志得到安慰鼓励，增加了工作的积极性。
在工作中，他倚重司马义·艾买提等少数民族领导同志，注意发挥他们所长。同时非常关心少数民族干部成长。1974年4月，经过讨论，区党委决定把贾那布尔从基层调来区党委工作。有人认为贾那布尔经验不够，他自己也有这样的担心，怕工作做不好。杨勇特地把贾那布尔请来，鼓励他：不要担心，要大胆去闯，你情况熟悉，又在中央党校学了几年，要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实际中间去，会做好工作的，好好干，我会帮助你的。在工作中，他对贾那布尔严格要求，细心指导，热情鼓励，诚恳帮助。
杨勇在新疆工作期间，总是身体力行，重视民族团结。无论会上会下，他总是强调团结是党的生命，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是大局，团结是胜利的保证。他的工作十分繁忙，但他总是利用各种机会，广泛接触各阶层民族人士，每逢节日，总是亲自登门拜访。
修筑天山公路和南疆铁路
杨勇到新疆后，历时一个多月考察了天山地形和喀什、伊犁等地。他认为要改变新疆的落后面貌，就必须修路，修建跨越天山的公路和南疆铁路，必须把天山搞活，将北疆和南疆贯通。无论从战备出发，还是从发展经济、沟通各民族间文化、贸易往来和新疆与内地的联系，解决人民生活实际困难等各方面来讲都是极为重要的。7月27日，中央政治局听取了杨勇的汇报，批准了修筑“两路”的工程。回到乌鲁木齐后，杨勇立即召集新疆自治区和军区有关部门领导开会，研究“两路”的施工问题。在杨勇的直接督促指导下，天山公路（也称独库公路，即今217国道新疆独山子到库车段）、南疆铁路（乌鲁木齐至库尔勒）很快完成勘测设计，于1974年开工建设。当年年底，南疆铁路就铺轨到了克尔碱车站。经过解放军数万官兵流血牺牲和艰苦奋战，南疆铁路于1979年从吐鲁番铺轨至库尔勒；天山公路于1984年8月正式通车。天山公路的建成将原来南疆到北疆需要绕行1000多公里的路程缩短到561公里，对新疆政治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杨勇虽然没有亲自看到自己抓的“两路”完工，但“两路”的修建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和开发天山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是有目共睹、载入史册的。此外，杨勇还主抓了建造乌鲁木齐石油化工总厂的工程。这是杨勇在新疆工作期间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三大工程，对新疆经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拒绝江青的拉拢
鉴于杨勇所处的重要位置，江青为了树立她在新疆的个人威信，对他也进行拉拢，但性情耿直的杨勇并不买她的账。1974年6月后，江青两次给杨勇寄来“绝密”信，信封的落款是“江青同志处”。信里面没有文字，只有几期中央政治局委员才能看的《国内动态清样》，而杨勇并不是政治局委员，这明显是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江青此举的用意很明显，在于试探拉拢杨勇。杨勇看也没看对秘书说，不要拆封，按正常组织程序给她退回去。并特别交代秘书要退到中央办公厅。“四人帮”为了刺探各地的情况，还派出了所谓的“记者”列席一些省或军区的常委会。可杨勇主持军区党委会却以“不是军区党委委员不得参加军区党委会”，抵制了“四人帮”的阴谋。
1975年的国庆节前夕，董必武夫人何莲芝、罗荣桓夫人林月琴、谢觉哉夫人王定国、甘泗淇夫人李贞四位老大姐来新疆。在新疆期间，杨勇陪同四位老大姐看了《洪湖赤卫队》和新疆自己新拍的电影《天山上的红花》。她们很高兴,跟着唱了起来。不料，新疆竟然有人为此告杨勇的状，王洪文随后派人来新疆调查她们到新疆的政治背景和活动情况。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喊着要追查后台，诬陷她们为“寡妇集团”，要查清楚。对于“四人帮”的追查，杨勇泰然处之。
“包庇”穆万秋
1975年5月，针对“四人帮”把持下的文艺界一片萧条，万马齐喑，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戍边官兵精神文化生活更是少得可怜，除了反复播放几部老电影外，娱乐活动很少，精神上十分苦闷的情况，阿克苏军分区的穆万秋副科长再三思考后，给文化部写了一封信，批评当时的电影创作割断历史，脱离实际。他还建议开放一些优秀剧目和电影，活跃人们的文化生活。结果文化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揪住此事不放，认为这是“一封恶毒攻击文艺革命，攻击样板戏的反动信件”，要求新疆追查穆万秋写信的政治背景和动机，要审查历史，按“严重政治事件”进行批斗，并将处理情况报告给文化部。
杨勇看了材料，听了汇报，对穆万秋的看法也有同感。8月11日，杨勇在报告上批示说：穆万秋同志的问题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采取强行压制的方法，要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军区政治部把杨勇的批示转给阿克苏军分区，他们根据杨勇的批示，大事化小，把穆万秋保护下来了。后来，文化部又多次追问此事处理情况，且态度强硬，都被杨勇顶了回去。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包庇“穆万秋事件”成了杨勇的“罪状”之一，登上了文化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简报。杨勇坦然地说：查什么？我看写得不错，没有什么好查的，有人告状让他们告好了！
抵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1月9日上午，杨勇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新疆军区党委常委会，他在高度颂扬敬爱的周总理的高风亮节和把毕生奉献给党和人民的丰功伟绩后，传达关于悼念活动的电报通知。会上，大家对这个通知中的禁令迷惑不解，无法接受。会议经过讨论，议定3条意见报请上级指示:一、自治区党政军民联合举行追悼会；二、新疆派代表团进京参加悼念活动；三、以自治区党委和军区党委名义，在首都追悼会上向敬爱的周总理敬献花圈。这三条竟被“四人帮”很快答复说不行，让按中央通知精神办。杨勇和新疆军区政委、军区党委第三书记郭林祥统一意见后，决定新疆军区部队一定要进行悼念活动。军区党委向全区部队发出《关于缅怀周总理活动的通知》。军区机关和驻乌鲁木齐部队代表于1月13日上午在军区机关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全区部队，从机关到边防连队，都以不同形式举行悼念活动。有的单位还组织与总理有过接触或受过总理接见的同志举行座谈，缅怀总理的音容仪范和教诲，抒发对总理的思念之深情，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总理遗志，加强部队建设，保卫祖国西北边疆。
随后“四人帮”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杨勇冷静地观察着事态的发展，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采取了抵制。他多次指出，报纸上的东西与中央文件精神不一致时，要以中央正式文件为准来指导自治区的运动。从6月到9月，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军区召开过21次常委会，没有一次是专门讨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对于“批邓”，杨勇多次表示就是要按兵不动，小平同志没有错，这样做不得人心。因为杨勇在新疆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抵制，乌鲁木齐市街头随即出现了批判杨勇的大字报，但即使是这样，他仍然拒绝在报刊上点名批邓。
1977年6月底，杨勇在谭友林、辛元林两位副司令员的陪同下，去看望修建天山公路的筑路部队。他们一行从乌苏出发，坐吉普车在崎岖的道路上艰难地爬向山顶，每到一处作业点，杨勇都和筑路干部战士亲切握手，嘘寒问暖，合影留念。有几次还拉着战士的手，久久不肯松开，眼睛也湿润起来。两位领导知道，司令员是以这种方式向天山、也是向新疆的父老乡亲告别。中央已与他两次谈话，准备调他到总参工作，征询他的意见。
1977年8月8日，杨勇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工作4年之久的新疆，调回北京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党委第二书记，协助总参谋长邓小平主持总参全面工作。
杨勇将军在新疆四年多的时间里，以“愿将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的气概，在新疆书写出强军固边、安民固土的光辉篇章。
（作者单位：自治区党委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